“目前，我们在清洁热力、清洁电力、清洁动力三大业务板块已经形成了完整布局，成为国内业务范围最广、技术链条最全面的清洁能源集团。我们的目的就是依托清华大学产学研的强大优势，不仅要打造一个清洁能源领域科研成果转化的平台，还要搭建一个清洁能源技术的产业基金管理平台，最终成为‘全球清洁能源使者’。”在启迪清洁能源集团位于清华科技园区的办公室里，近一个半小时，围绕该集团推进上述三大业务板块的理念、项目实践与经验总结，董事长文辉向记者侃侃而谈。
特别结合近三年来开展的清洁热力项目实践，总结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解决经验，文辉强调，清洁取暖既要科学还要可落地，“因地制宜”推进清洁取暖首先应取决于当地资源的可获得性，其次应是环保性，最后才应是经济性。考虑到现眼下天然气资源的供应紧缺、价格高企，煤改气成为该集团最后推荐的清洁取暖技术路线。他同时认为，常压低温井式核供热堆技术是名副其实的“零排放”能源技术，未来将是清洁取暖的终极解决方案。
中国能源网记者 仝晓波
清洁取暖既要科学还要可落地
中国能源报：我们注意到，启迪在清洁热力领域方面的业务范围几乎覆盖了所有的清洁供热技术路线，目前都有哪些项目布局，成效如何？
文辉：国家在部署实施蓝天保卫战三年计划时提出“宜气则气、宜电则电、宜煤则煤、宜柴则柴，因地制宜”的治理方针，立足当地的资源禀赋，科学合理、秩序渐进，这是非常正确的方法。
目前，在清洁热力领域，我们拥有多项世界领先的专利技术，涵盖清洁煤燃烧、城市集中清洁供热、生物质工业供热、太阳能光热及煤改电、低温核供热、智能供热管网优化、余热综合利用、燃气三联供与运维、深井地热等。
众所周知，中国的能源资源禀赋整体是“富煤、贫油、少气”，基于此现状，我们近三年来推进清洁热力业务将“清洁煤燃烧”放在了首位，在此领域，我们的“多流程循环流化床燃烧技术”，能够应用于煤炭清洁燃烧、生物质能源化利用、工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领域，已经达到天然气的排放水平。在热泵领域，北京去年“煤改电”项目的整体招标中，我们完成了七个区的改造任务，成为北京市实施“煤改电”工程的排头兵。基于热泵造价较高、政府财政补贴压力大的考虑，我们还推出了更加经济实惠的热风机，今年我们打算将业务延伸到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地。电厂的余热利用也是我们目前的重要投资方向，清华大学江亿院士研发的新的大温差供热技术已经可以实现50公里远距离规模化供热，既可“变废为宝”，又可降低电厂能耗，依托于这项技术，我们布局的相关试点正在陕西、山西等地推进。此外，我们也正开始布局核供热项目，常压低温井式核供热堆技术是名副其实的“零排放”能源技术，未来将是清洁供暖的终极解决方案。
整体而言，我们的思路是集中供热和分布式供热相结合，全面实现清洁供暖领域的技术布局。其中集中供热以电厂余热利用、清洁煤燃烧、核供热为主，分布式供热则以光热、空气源热泵和燃气热泵为主。相关工作推进三年来，我们的业务已涉足北京、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天津等地。尤其是在北京的大规模清洁取暖中我们扮演了主力角色，可提供从方案设计，到提供设备，再到售后等一系列完整的服务。今年北京的清洁取暖改造已进入尾声，效果很好，老百姓从最初的怀疑到现在的接受，确实是感受到了清洁取暖带来的便捷和实惠。
中国能源报：您认为各地在推进清洁取暖过程中应该如何体现因地制宜？
文辉：“因地制宜”首先应取决于资源的可获得性，其次应是环保性，最后才应是经济性。当然，老百姓首先考虑的是经济性，所以清洁取暖工作的推进，政府补贴必不可少。从我们的经验看，我认为电厂余热利用应是各地首要考虑的清洁取暖路线。缩小至一个区域，还可以考虑清洁煤或生物质，甚至核供热。再到以家庭为单位，在集中供热不能到达的地方，空气源热泵、热风机都是可行的技术路线。天然气其实是我们最后推荐的，中国当前毕竟“贫油、少气”，一到冬天天然气供需紧张短期并不能缓解，必然会导致价格上涨，所以天然气纯供热并不经济、热效率也不高，且燃烧过程中产生的NOX排放问题也不容忽视。
中国能源报：在清洁热力工作推进中，启迪碰到过哪些实际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您如何看待集中供热和分散式供热之间存在的争议？
文辉：以我们重点推广的清洁煤取暖路线为例，即便强调能够达到天然气排放标准，但事实上在推进过程中各地都“谈煤色变”，以致于沟通很困难，经常情况下，我们不得不转而考虑电厂余热。所以清洁取暖既要科学，还要可落地。再比如在推进北京农村地区的清洁取暖过程中，我们也曾经争论过选用哪种技术路线，要知道太阳能供热虽然效率高，但初始投资也较高；单纯的电锅炉虽然初始投资低，但不节能，而热泵是相当于将电采暖的效率提高了，但电采暖本身耗电量很大， 最后经协商，结合北京市政府做的大量调研，我们最后采取了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法，更多采取了空气源热泵路线。
比较而言，集中供热一定比分散式供热经济。所谓集中供热企业需要补贴是因为采暖的收费率和管理问题，有很多历史原因。理论而言，集中式供热单位投资低于分散式，但集中供热的问题在于其经济性要取决于入住率，而分散式热价是完全市场化的，虽然用热成本高，但优点是可灵活调节。
全力打造国际化清洁能源平台
中国能源报：目前启迪清洁能源三大板块（清洁热力、清洁电力、清洁动力）的业务几乎涵盖了清洁能源发展的各个细分领域，但做多和做专、做精之间貌似存在矛盾关系，为何如此布局，启迪的优势在哪里？
文辉：这两个方向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并不矛盾。我们目前共拥有专利160多项，其中，欧洲专利1项，香港专利1项，专利涵盖太阳能热利用、储能、光伏发电、煤的清洁燃烧、风力发电、多能互补供热制冷系统等多个清洁能源领域。我们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阶段大都是在校内完成的，启迪其实是在搭建一个科研成果转化的平台，核心就在于如何实现清洁能源领域的每个科研成果“最后一公里”的成功商业化。与此同时，我们还依托清华大学产学研的强大优势 ，以技术与资本相融合，加强产学研联动，目的就是要搭建一个清洁能源技术的产业基金管理平台。目前我们已完成50亿元的启迪瑞行股权投资基金和清芸阳光光伏产业基金的设立与投资，近期还会完成百亿规模的人民币及美元产业的投资基金。我们的定位就是致力于成为一个全球清洁能源使者，全力打造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清洁能源平台。
中国能源报： 关于传统能源的清洁化利用，与可再生能源路线，启迪更倾向于哪个方向？
文辉：可再生能源，比如太阳能，虽然是零碳排放，但最大特点不稳定，所以需要发展储能技术，可再生能源发展还要依赖于技术进步。也正因如此，就突显了传统能源相关的清洁、低碳、节能技术的重要性。虽然国家目前在力推禁煤，但事实上随着经济发展，能源消费总量仍有提升的可能性，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节能增效。我认为在工业领域的节能潜力非常大，国家需要加大攻关投资力度。而在节能技术的商业化过程中，还要借助金融力量推动，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这正是启迪致力开展的工作。
“双向合作”将清洁能源技术推向全球
中国能源报：伴随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们注意到启迪清洁能源近两年加快了国际合作步伐，在“一带一路”沿线有何相关布局和规划？
文辉：我们从2016年底开始着手进行海外市场的布局，总体看合作是双向的，目的是要将国内优秀清洁能源技术和投资推向国际，同时引入国外先进成熟的技术和理念，根据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能源需求开展不同层面的合作。
整体上，我们的投资会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主，不仅包括技术合作，也包括投资合作，我们致力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更多能源生产基地，比如在乌克兰布局了城市垃圾热电联产项目，在泰国和孟加拉布局了光伏项目，在巴西布局了生物柴油项目，目前在伊朗的风电项目投资也在开发阶段。
但与发达国家的合作则着眼于技术的双向合作，我们希望能在这些国家建立清洁能源技术的创新基地，致力于将其尖端技术引进到国内。目前我们正与美国GE公司合作致力于引入燃气三联供及能源优化系统；与芬兰富腾公司合作，引入智慧能源及集中供热管控技术；与以色列合作，引入氢能、储能和波浪能发电，以及节能等技术。近期，我们刚与英国签署了“两国双园“项目的合作协议，计划在中国的烟台和英国的纽卡斯尔分别建立创新基地，推动两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技术合作。
从投资角度讲我们也看好新兴市场国家如巴西、古巴、泰国、马来西亚、黑山、埃及、阿联酋等国的清洁能源发展潜力，并正以技术加投资的模式挖掘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机会。
中国能源报：从以往经验看，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能源合作，风险和阻力在哪里？
文辉：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寻求更多法律保障。发达国家对中国有着天然的防范性，我们期望通过成立合资公司的模式，逐渐培养发达国家合作方对我们的信任。但与新兴国家市场国家的合作恰相反，有顾虑的反而是我们，因为涉及投资合作，这些国家汇率的波动、地缘政治、政策变化等都是需要重点考量的因素。即便如此，我们也还要积极走出去，因为不试错就永远没有机会，在新兴市场国家开展业务，我们目前的想法是尽可能发动当地华人，想方设法实现本地化运作。事实上证明，这种方式还比较顺利，但仍需要在法律和金融层面做好防范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