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向天津市环保局发函，要求其立即责令蓟县垃圾焚烧项目停止试生产，补充环评。而据自然之友调查，该项目存在环评公众参与不充分、环境健康风险评估缺失、违反“三同时”制度，以及未按要求进行相关大气污染物监测等问题。
近年来，公众和环保组织对于垃圾焚烧项目的反对此起彼伏。8月23日，在2016（第四届）上海垃圾焚烧热点论坛上，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张益表示，垃圾焚烧行业目前面临两个困境，一个是低价竞争，另一个就是邻避效应。
在E20环境平台董事长傅涛看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提高垃圾焚烧的标准，以及整个行业的极致化处理水平，把垃圾烧到极致。
邻避运动痛点
今年6月25日，仙桃市发生部分群众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事件。抗议民众认为，市政府刻意隐瞒了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设，从选址、招标到建设已经过了2年时间，官方除在网上公示外，建设施工过程中未打标语，导致附近居民对此事并不知晓。最终，仙桃市政府新闻办通过官方微博发布通告称，决定停止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近年来，有关垃圾焚烧的邻避运动越来越多。根据媒体公开报道，今年8月24日，陕西省发生群众反对蓝田县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事件；4月25日，海南省万宁市群众也曾因反对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规划选址到市委市政府表达诉求；2009年在广东番禺，2013年在广东花都，2014年在浙江杭州，2015年在湖北武汉，都曾经发生居民抗议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事件。
薛涛表示，垃圾焚烧行业正面临邻避运动的困境，不光是新建项目，很多老项目也遭到周边群众的长期围堵，“垃圾焚烧已经陷入一种政治化的情结”。
“不少垃圾焚烧厂的选址受到阻止，有些甚至导致焚烧厂选址的流产。”上海环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颜晓斐表示，“垃圾焚烧的矛盾日益激化。”
在傅涛看来，出现邻避运动的外部原因是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公众对环境问题越来越重视，认识越来越高；内部原因是部分垃圾焚烧项目质量参差不齐；还有一部分企业缺乏沟通，政府信息公开不作为，也确实存在利益集团把邻避效应放大的现象。
7月6日，芜湖生态中心、自然之友在北京联合发布《231座生活垃圾焚烧厂信息公开与污染物排放报告》，报告撰写人、自然之友零废弃基金负责人田倩表示，根据《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规定，国家重点监控的企业应将自行监测工作开展情况及监测结果向社会公众公开。但在她调查的全国104座垃圾焚烧厂中，仅有77座通过各省市级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平台进行信息公开，落实远不到位。
此外，垃圾焚烧厂污染物排放超新标也比较频繁。2016年一季度，上述104座垃圾焚烧厂中，有30座垃圾焚烧厂超新标排放，累计超新标次数高达4682次，其中氮氧化物423次、二氧化硫2046次、烟尘2213次。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刘阳生曾经表示，公众反对垃圾焚烧，确实是因为有个别垃圾焚烧厂做得并不是很好，不按照规矩出牌，不按照标准进行排放。不过，他也表示，九成以上的垃圾焚烧厂还是可靠的，公众看到的只是那一成。“百姓看到的是黑点，不是一张白纸，我们应该宣传白纸，抑制这个黑点。”
其中，不乏存在一些误解。例如，2016年1月1日《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实施前，网络曾经流传中国的垃圾焚烧控制标准比欧洲标准宽松，是它的几十倍。实际上，中国的标准是小时均值，而欧盟标准则是日均值，两者并不在同一尺度上，不能简单进行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