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围绕资产“回购”的担忧
理论上讲，公共服务属于授权的公权行为，其物态载体包括与之相关的公共资产或设施。从这意义上讲，PPP是建立在授权公共服务行为与公共设施载体之上的市场运作模式。譬如在BOT或TOT项目中，私人资本获得的仅仅是限定时期内的公共服务权和对公共资产的经营权而非所有权。特许经营期满后，应将相应权利和资产完整和无偿地归还政府和公共部门，这也是多数国家的通行惯例和普遍做法。
然而在我国某些地方的PPP合同中，偶见特许经营期满后政府需“按照当时市场价格回购”项目资产的条款。有人辩称，这只是一种有偿回购，并未改变最终的资产权属，然而仅就词义看，“回购”意味着，要想收回公共产权，除了付钱之外别无他法。这难道不是资产权属的实质性改变？
通过“回购行为”改变公共资产权属的现象并非个别。某县级城市的一座供水设施曾以数百万元的价格卖给了私营企业，政府后来决定回购该资产进行改造和运行，这时该私企以市场价格为由，开价数千万之巨。平心而论，私企的逐利无可厚非，但人们是否应该认真反思政府当年出售公共资产权属时的短视和无知。换言之，今天在合同中轻易地写入“按照市场价格回购”的条款，那么试想，十余年或数十年后，当时的市场价格是一个什么样的天价？如此浅显的道理，人们难道真的不明白？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拒绝PPP项下所有的赎买行为，根据研究，由于BOT和TOT项目时限通常较长，因而在临近经营期满，投资成本收回且资产面临移交时，经常发生厂商无意为更新设备和技术而追加投入的情况，继而会对资产的后续运营带来问题。为了鼓励企业在PPP合同后期出于更新技术和设施之目的而持续投入，国际通行做法是允许根据厂商后期的新增投入成本原值（包括银行利息）进行核价，并给予“成本补偿”，这种“按照成本”进行补偿与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回购之间有着本质区别。
六、合理利润：“应有权利”或“必有权利”？
近三年，在笔者参与的诸多PPP项目方案评审时发现，政府部门及中介机构经常忙于甚至苦于为潜在的投资人计算或预测“合理利润”。无独有偶，财政部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指引》第十八条中规定，“合理利润率应以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利率水平为基准，充分考虑……等因素确定。”笔者理解上述良苦用心，但也有以下困惑：
首先是“合理利润”的形成方式。究竟是通过投资人的竞争而形成，还是通过政府一方的计算、测算、假定甚至规定而产生？假如在PPP方案中为投资人计算或留足了合理利润空间，那么投资人的竞标还有何意义？反之，假如实际竞标中的利润空间与计算数值相去甚远，那么先前的计算或预测又有什么价值？1990年在柏林公厕经营权拍卖会上，后来被称之为“茅厕王”的汉斯?瓦尔承诺免费提供公厕设施及其维护和清洁服务，在一片惊讶中轻松拿下经营权。其实该公司的盈利点并不在每次如厕时的0．5欧元收费，而在分散在城市各处的厕所外墙所承载的商业广告，醒目且显眼，加之收费较低，很多著名公司纷至沓来。瓦尔公司成功启示说明：合理利润并不来自政府的事前计算，而是来自企业的事中竞争。
其次，合理利润属于一种什么权利？在某个PPP项目合同谈判中，曾有企业要求将“政府应确保企业实现合理利润和避免亏本经营”等文字载入合同条款。乍一看貌似合情合理，然仔细琢磨，字里行间中透显着精明算计。
毋庸置疑，公共企业“有权在提供产品或服务收取合理利润”，属于“应有权利”。如因政府原因导致企业无法实现合理利润甚至亏损，前者自然责无旁贷。假如因自身或经营性因素无法实现合理利润，企业则应自担风险，由此可见，“应有权利”不可与“必有权利”或“实现权利”完全划等。正如“男大当婚”属于“应有权利”一样，一个“当婚”男子切不可以此为由来要求保障自己必须“成婚”。这实际上涉及到另一个重要法律原则，即“不保证必须得到合理收益”。美国联邦法院在1933年的一个司法判决中指出，“公用企业遇到经营风险时，依据宪法条款不应给予其法律庇护”。
因此，要求“政府确保企业实现合理利润和避免亏本经营”，恰恰在这一点上偷换了概念。企业欲获利，必经艰难，企业想亏本，易如反掌。“确保企业合理利润和避免亏本经营”，表面上貌似合理，实际上精明算计，属于“陷彼方于艰难之境”和“置己方于易守之所”，其目的无非是想转移或“兜底”风险，对此应保持足够的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