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江垃圾成了“死局”？这些天，怒江持续占据着农村垃圾治理的焦点位置。
就在演员袁立微博曝光云南省福贡、泸水两县的违法倾倒行为后，当地政府反应迅速，组织起了大规模的清理行动，还提出了要通过兴建垃圾焚烧厂来最终解决问题。
环保志愿者也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不断对外发布所见所闻，让我们看到了问题的复杂性，也提醒着大家要谨慎考虑所谓的“解决方案”。
志愿者表示但整体局面仍处于死结当中，前景灰暗。死结之一是“县城的垃圾只收集，不处理”，因为根本找不到合乎标准的处理设施，而且这个问题显然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死结之二是“临时处理设施不可行”，因为运输通道和临时堆放场无法容纳垃圾车辆的安全通行和存放。于是，他得出结论：“无论填埋或者焚烧，福贡的垃圾都等不到建好的那一天。”
如果现实情况果真如此，怒江流域的美丽山水难道就要继续坐以待毙，继续沦为垃圾场吗？我以为，既然是危局，必然非常规的做法能够解决，所以需要下些猛药；猛药虽然可能让人一时受不了，但只要不是讳疾忌医，就应当试试。
接受猛药需先树立信念
信念一：人既然“有办法”制造问题，也必然“有办法”解决问题。信念二：有决心解决问题，办法一定比困难多。
有人一定会质疑：难道光凭两条意念就能消灭垃圾？当然不是，但世间所有难解的问题都有其思想的根源，垃圾同样如此。简单来说，现实中很多人内心当中其实是不相信“垃圾问题能解决”的，或者相信“垃圾问题只能通过某种办法解决”，如果这种办法用不上，“垃圾问题还是无法解决”。只要这样的消极“信念”继续存在，怒江垃圾死局必然继续。相反，如果树立起积极“信念”，出路和办法可能会源源不断出现。
小焚烧炉不是猛药，是毒药
志愿者在调研过程中，拜访了当地多个相关政府部门，包括福贡县环保局。针对垃圾只收集、不处理的难题，环保局开出的药方是“加强督促各乡镇用已有小型焚烧炉焚烧处理垃圾”。
之所以说环保局开错了药，而且甚至开出了毒药，可从三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生活垃圾处理方式的选择，一般是住建部门的工作，不是环保局的职能。所以，本不该环保局开的药方，却由它开了，不符合“开药”的规程。
其次，如果果真由住建部门开出药方，要求各乡镇用小焚烧炉处理生活垃圾，环保局也有事情做，那就是监测和防治小焚烧炉处理垃圾可能产生的各种严重二次污染，包括有毒的烟气、有毒的灰渣和有毒的渗滤液，这才是环保局应尽的法定职责。而且，以小焚烧炉普遍存在的一般污染风险而言，环保局本应提示住建局慎重选择才是，而非只当橡皮图章，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本位。
再次，无论是从国家还是云南省地方对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政策看，小焚烧炉都是重点淘汰和取缔的对象。2015年11月住建部等十部委发布的《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指导意见》和2016年8月云南省政府发布的《云南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及公厕建设行动方案》都要求“禁止露天焚烧垃圾，逐步取缔二次污染严重的简易填埋设施以及小型焚烧炉”。这已足够说明：把垃圾从河流转移到天空，实际还是死路一条。
猛药一：零废弃
“零废弃”既是垃圾管理最理想的目标，又是一种可以实践的理念。简而言之，“零废弃”就是想方设法把垃圾末端处置的量，包括填埋、焚烧和倾倒的量不断减少，并逼近于“零”的过程。既然福贡没有地方可以处理垃圾，这剂猛药应当是适用的。
多年来，我们的垃圾管理、环卫事业已经习惯于垃圾无休止的产生，习惯于通过不断的资本投资，建设填埋场和焚烧厂来被动应付，结果只是暂时将垃圾储存在某个地方，或转移到空中和别的地方。以至于，只要一有人提出垃圾还能减量，填埋场和焚烧厂还能不建或少建，许多管理者都持不屑一顾的态度，或者视之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
在此，无需在理论上再做什么探讨，就放眼全球讲讲几个“零废弃”的实例，看看这剂猛药有没有人服、有没有效。相反，如果我们不知道，甚至不愿意知道它的存在，自然也不可能去尝试。
案例一是日本鹿儿岛县的志布志市（3．4万人）。1998年，志布志市遭遇了一场垃圾危机，因为按当时居民的垃圾产生速度预测，当地填埋场将在10年之内饱和。与此同时，若兴建一座安全的焚烧厂，初始投资和后续运营成本都过于昂贵。在面临垃圾无处可去的巨大压力下，市政府只能依靠“零废弃”，才能在不上焚烧厂的情况下，降低垃圾处理量，延长填埋场寿命。
于是，志布志市的政府官员使出了浑身解数，让每个市民都参与到垃圾减量和分类行动中，不少公务人员还挨家挨户地上门宣传。最终，该市只用短短五六年的时间，就通过源头减量、分类和循环利用，实现了垃圾管理模式的大逆转。
据统计，1998年志布志市垃圾产生总量和填埋量分别为14054吨和13984吨，2011年分别降至10069吨和2318吨，13年间的降幅分别达28．4％和83．4％。2005－2010年，在日本所有市町村一级地方自治体中，志布志的垃圾循环利用率高达70％以上，连续6年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