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份《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报告》一石激起千层浪，报告提出“北京单位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为1089元/吨，其中764元为健康损失”，是这样吗？住建部市政公用行业专家委员会环境卫生专家组成员、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徐海云表达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很惊讶作者的胆识，《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报告》敢于公开其研究结果。去年10月有人请我对这份报告提意见，看了这份报告，给了书面意见，研究报告总体上数据采集错误，分析方法不当，研究结论错误，建议脱离实际。
举例如下：
1.报告中引用的台湾台北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以及台湾生活垃圾处理数据，但作者并不了解台湾与大陆生活垃圾统计口径不同，也不了解台湾生活垃圾处理实际状况。
台湾生活垃圾数据只统计家庭来源，而对学校、单位等产生的生活垃圾统计为事业垃圾。根据2016年公布的台湾环境保护年鉴，2015年台湾24座生活垃圾焚烧厂焚烧垃圾量达到662.2万吨，比2014年增加20万吨。1999年以来，台湾垃圾焚烧量基本没有下降，一直处于增长状态。台湾方面所说的垃圾量下降，主要是统计出来的，他们把家庭垃圾单独统计，非家庭产生的生活垃圾如单位、学校等产生的生活垃圾都算作“事业垃圾”。因此，家庭垃圾量在减少，但进入垃圾焚烧厂的垃圾量不仅没有减少，而在增加。
台湾厨馀垃圾回收2012年达到83.45万吨，为这些年最高值，此后逐年下降，2015年厨馀收集量降到60.97万吨。但台湾的厨馀哪里去呢，统计上主要有两种去向，一是用作堆肥，另外用于养猪。用于堆肥，却没有规模化的堆肥厂，而是将这些厨馀放置到垃圾焚烧厂的垃圾池中，停留一段时间，拿出约5%去堆肥处理。例如，根据台北北投垃圾焚烧厂运营报告，2006年到2016年4月30日，累计进厂厨馀量22.62万吨，作为堆肥半成品外运量只有1.3846万吨，占进厂量约为6%。至于将厨馀去喂猪，这是农业社会的特征，对于现代都市家庭，厨馀有多少适宜喂猪？这显然不是可持续的方式。
2.报告中所使用数据和分析存在明显问题，估算方法随意缺乏一致性。
垃圾焚烧厂上网电量应该去实地调查，而报告采用估算法，估算法又不一致，首钢鲁家山垃圾焚烧厂自用电率取22%，而朝阳区高安屯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用电率取13%；折旧计算、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土地成本计算，飞灰补贴等等都存在明显的错误。
3.报告中“二噁英排放健康损失评估”没有依据，也没有实际支撑。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研究结论，现代化生活垃圾焚烧厂排放的二恶英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以及对周围居民健康的影响达到可以忽略或监测不到水平，北京市生活垃圾目前主要还是填埋处理，填埋对环境以及居民健康影响远大于现代化垃圾焚烧发电，这些影响如何区分，其它生产生活的排放对健康的影响又如何区分，此外，排放对居民健康的影响需要长时间的跟踪。
这篇报告煞有介事的计算出“北京单位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为1089元/吨，其中764元为健康损失”，还能够推算出“至2018年，另外八座焚烧厂将正常运行，年焚烧量达597.2万吨，十一座焚烧厂生活垃圾管理全过程社会成本将达373.2亿元/年，即6250元/吨，总成本预测相当2018年北京市GDP的1.33%。”（来源：北京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报告）。这样耸人听闻的报告无非要说明分类资源化是解决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正如，他们对美国广播公司所言“如果我们像许多发达国家那样进行垃圾分类，就可以将需要焚烧的垃圾数量减少一半。如果我们有完善的再循环系统，就可以再减少20％到30％。”（美媒：中国垃圾焚烧厂重利轻环保垃圾分类待执行（来源：2017-02-22参考消息网））。
这样的计算结果不仅超出了常识，恐怕谣言的尺度也不能企及。只要稍微体察一下实际，实地看一看垃圾收运处理过程，了解一下废品收购与利用物流，也不能给出这样的判断与建议。佩服报告发布单位的勇气，自信发布这样的报告，无非是抓住当前政治正确契机即垃圾分类资源化，但政治正确就可以以小说方式发布不负责任的研究报告吗？这些年，垃圾焚烧处理的社会成本确实在不断提高，因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2016年12月还曝光这样的场景，经济发达的浙江发生以“江海垃圾发电厂”名义把数以万吨计生活垃圾倒在长江口的壮举，这样的社会成本不知道如何计算？但毫无疑问，这类的研究报告做出了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