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内部暴露出有高达每小时650希沃特的高辐射量，这引发国际社会对久拖不决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后续处理工作的高度忧虑。福岛核事故已经过去六年多，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报废工作依然困难重重，如何取出机组安全壳内的核残渣成为最大难题。
2017年3月1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出席东日本大地震六周年纪念仪式上承认目前还有12万灾民过着“不自由”的避难生活，而灾民无法返家的主要原因是担心核污染。与此同时，日本东芝公司旗下的核电子公司西屋电气预计2016财年全年亏损额可能达到创纪录的1.01万亿日元。为此，东芝公司不得不启动西屋电气的破产程序。西屋电气曾是东芝海外核电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屋破产将给东芝带来很大的震动。从核污染到西屋电气启动破产程序，日本的核能动向继续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安倍执政后日本核能的发展现状
2011年3月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日本绝大部分核电站陷入停滞状态。不过，安倍晋三执政后开始逐渐重启核电站。2014年4月，安倍内阁通过《日本能源基本计划》，明确认为核能是“基干”能源。理由是，核能属于稳定供给、高效率、运营成本低、零排放二氧化碳并能对日本能源结构做出重要贡献的一种能源。
2015年8月11日，日本九州电力公司重启了川内核电站1号机组核反应堆，该机组是福岛核事故后日本首个通过审查而重启的核电站，日本就此告别了国内所有核电机组停运的“零核电”时代。同年11月17日，川内核电站2号机组结束了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最终检查，正式进入商业运转。2016年8月22日，日本四国电力公司宣布伊方核电站3号机组开始满负荷运转。2016年年初，关西电力公司高滨核电站3号和4号机组也先后重新启动。
安倍内阁在国内悄然重启核电站的同时，不失时机地积极开展核电外交。2015年11月13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土耳其出席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期间，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了会谈，安倍对日本协助建设土耳其锡诺普核电站的稳步推进进行了确认。日土双方还商定，日本积极参与土耳其国内核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促进两国高层交流等深化经济合作关系。
2016年11月1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访问日本的印度总理莫迪就日本向印度出口核能进行了洽商。随后，日印两国首脑签署《日印核能协定》。2016年12月22日，日本经济产业相世耕弘成与访日的英国商务、能源与工业战略部大臣格雷格·克拉克举行会谈，双方在“报废反应堆和去污”“研究与开发”“安全性”“新建核电站”等四个项目上强化两国合作达成一致。2017年4月5日，日本日立制作所宣布，已就其在英国开展的核电站项目向英国原子能管理局申请建设和运营许可并已得到受理，若能通过审查获得许可，日立计划于2019年下半年动工，并在21世纪20年代上半期启用1号机组。
2017年3月20日，到访法国的日本首相安倍与法国总统奥朗德就继续加强日法核能合作达成一致，两国首脑见证了《有关日本经济产业省与法国环境能源部就民用核能领域加强合作》协定文本的签署仪式。该协定表明：日法将在核燃料循环利用、放射性废弃物管理、核反应堆报废、清除核污染以及加强核电产业方面的合作达成合作意向。
当然，安倍内阁的核电外交也非一帆风顺，可谓有得有失。例如，2016年11月22日，越南国会以多数赞成票通过了一项政府决议案，以受福岛核事故影响成本增加、财政紧张等为理由终止已由日本获得订单的越南首个核电站建设项目。越南的这一决定对于将核能出口作为经济增长战略重要一环的安倍政府而言是很大的打击。
日本重视发展核能的深层原因
在距离福岛核事故发生不过六年时间、福岛核事故的后续处理工作仍旧处于千头万绪的情况下，许多日本普通民众以及不少政坛要人都坚决反对核电站的重启，国际社会也对日本核能政策的走向怀有很大的担忧。然而，日本安倍内阁不为所动，顶住重重压力，继续重视发展核能。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继续重视核能可以有效减少发电所需的化石燃料费用。受东日本大地震影响，日本的贸易收支自2011年出现逆差以来已经连续四年未有改观。其主要原因在于核电站长时间停运导致火力发电所用燃料进口额居高不下，再加上日元贬值，总进口额日益膨胀。在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以前，日本约30%的电力需求依靠核能。2013年9月，日本国内全部核电站停止运转后，日本化石燃料占发电来源构成的比例由福岛核事故之前的约62%（2010年度）增加到2013年度的约88%，这个水平甚至比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时期约76%的占比都高。核电停运后，支撑火力发电的化石燃料的费用2011年度为2.3万亿日元，2012年度为3.1万亿日元，2013年度为3.6万亿日元，2014年度为3.4万亿日元。2014年度3.4万亿日元的化石燃料费用，相当于每个日本国民一年要负担3万日元。
第二，继续重视核能可以满足日本经济界人士的要求，以使日本经济尽快恢复景气。早在2013年2月，由30名日本经济界人士和专家学者组成的“能源・原子能政策恳谈会”，就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交了“重新构筑负责任的原子能政策”的建言，建议重启核电站。在日本所有核电站停运的2014年度，东京电力等拥有核电站的九家日本电力公司维护和管理核电站的费用总计约为1.4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720亿元）。维护及管理方面的资金负担较重也是各大电力公司争取早日重启核电站的原因之一。九家电力公司在有价证券报告的“原子能发电费”部分公布了核电相关支出，东京电力公司耗资最多，达5486亿日元，主要用于维护福岛第二核电站和柏崎刈羽核电站（东京电力公司将福岛第一核电站主要反应堆报废费用写入另外项目中）；其后依次为关西电力耗资2988亿日元、九州电力耗资1363亿日元。各大电力公司无法在停运的核电站上确保盈利，如果重启核电站，可生产大量电力，还可以降低依赖火电的比例，从而改善经营业绩。
第三，继续重视核能是为进一步开展核电外交做好准备。福岛核事故前，核电是日本出口的一个支柱产业。福岛核事故的发生，使日本引以为豪的“核电安全神话”破灭了。为了重拾国际社会的信任，赢得核电出口订单，唯一便捷的办法就是逐步重启通过安全审查的核电站，以此向国际社会证明福岛核事故并不能代表日本所有的核电站都不安全，也不能代表日本的核电技术落后；只有重启和运行核电站，日本相关研发机构才有进一步改善与提升核能技术的动力，才能为顺利出口核电而获得有力的国内技术支撑。安倍再次执政后，向土耳其、沙特以及东欧与东南亚国家大力推销核电。如果没有日本国内市场的支撑或者没有日本国内安全稳妥运行核电站的话，那么，日本向海外推销核电技术就缺乏足够的根据与说服力。
第四，继续重视核能可为日本在国际社会树立“减排大国”的“良好形象”服务。2015年12月，德国环境智库“德国观察”等团体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COP21）上公布了对世界主要58个国家和地区应对全球变暖政策的评估结果排名，日本位列倒数第四，属于“不及格”。日本2015的排名较2014年下滑三个位次，有可能跌至最后一名。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政府推进二氧化碳排放量较多的煤炭火力发电且没有普及作为旨在减少排放量经济手段的碳排放交易。如果日本火力发电继续大量使用化石燃料的话，不可避免地会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排”是国际社会共同的呼声，日本作为经济发达国家，理应在“减排”上做出更大的贡献。日本重启核电站，可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从而降低碳排放，这有助于在国际社会树立减排的“良好形象”。
第五，继续重视发展核能是为了维护日本国家安全。早在2012年6月日本政府修改《原子能基本法》时，就有德国专家指出，日本核电背后也深藏着“国家安全链”，该法提出“核能要为国家安全服务”的词句就表现出日本的这种暧昧。《冲绳时报》当时也称，这是含有开发核武器意图的重大语言修改。尽管各国都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但日本的情况十分特殊，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规定的无核武器国家中，日本是惟一具备商业规模后处理的国家。以国际原子能机构定义的“可直接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核材料”为标准，日本拥有47.8吨敏感度极高的分离钚，其中有10.8吨存于国内。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曾宣布实施“无剩余钚”政策，但20余年来，日本分离钚的总量不减反而增长了一倍。此外，日本还拥有约1.2吨用于科学研究的高浓铀；美国已经反复要求并敦促日本归还美方冷战期间提供给日本的钚材料，这批核材料超过300公斤，其中大多数为武器级钚。此前，日本曾多次拒绝美国的催要，理由是需要这批钚用于快中子反应堆研究。
日本发展核能面临的挑战
首先，日本国内不同力量核电态度不一，对日本进一步发展核能形成了掣肘。一是日本在野党如民进党、共产党和社民党等，对日本发展核电基本上持反对或者谨慎态度。甚至一些前任首相，如菅直人、小泉纯一郎与细川护熙等政界要人也对发展核电持反对态度。2017年1月27日，民进党基本决定，准备制定“零核电基本法案”作为新的核电能源政策，争取提前实现此前提出的“2030年代零核电”目标。日本民进党能源环境调查会会长玄叶光一郎就“零核电目标”指出：“存在可再生能源与节能的技术革新，2030年代（目标）有可能提前实现。”二是日本许多普通民众坚决反对核电。在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日本各地民众不断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对核电的示威游行，而以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为代表的一些知名人士，近几年来则不断呼吁日本政府放弃核能。
其次，日本核电站建造成本很高，制约了日本核能的出口。日本政府正在推进面向海外的核电出口，但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在曾发生未遂武装政变的土耳其，除政局不稳之外，还是地震多发国家，因此抗震等安全对策很可能导致核电站建造成本高涨。曾决定引进日本核电站的越南在2016年11月撤销了建设计划，原因即在于建造费用过高。福岛核事故后，日本政府强化了国内核电站的抗震抗海啸能力，出口核电站若要满足日本的安全标准，建设费用的大幅增加在所难免。土耳其已有俄罗斯企业承建的核电站项目，该核电站“地震晃动的估算值仅为日方的一半左右”。由于福岛核事故给国际社会造成深刻负面印象，日企相关人士认为“日本核电站进军海外十分困难”，而日本政府相关人士也表示：“发展中国家期待的不是昂贵的核电站，而是煤炭火电站。”
最后，核安全文化不健全成为日本进一步发展核能一大障碍。福岛核事故已经过去了六年，但是福岛第一核电站的2号机组反应堆内至今仍旧存在着数量惊人的高辐射值（部分空间辐射量高达每小时650希沃特）。如此高的辐射值势必会使2号机组反应堆报废工作大幅延长，而在反应堆报废工作遥遥无期的情况下，必然会拖累日本将来的核能发展战略。其实，早在2012年7月，日本国会“福岛核事故调查委员会”在汇总的调查报告中就明确指出，“福岛核事故并非自然灾害，明显是人祸”，福岛第一核电站“曾处于无法保证可抵御地震或海啸的脆弱状态”，东京电力公司与作为监管部门的原子能安全委员会没有做出必要的防灾准备。福岛核事故后续处理工作的艰难与漫长，深刻揭示了日本核安全文化构建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构建核安全文化需要从制度建设入手，明确运营主体与监管主体应负的责任，并且还要保证及时向公众与媒体透露事实真相，而不是至今还对有关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背后的具体真相隐瞒或保持模糊说辞，无法给国际社会一个满意与令人放心的答复。
小结
对本土常规化石能源极端缺乏的日本而言，发展核能似有一定必然性，但必须在健康、客观及可控的范围内发展。
首先，日本应向国际社会保证发展核能是为了经济社会发展而寻求可靠的能源支撑，并且这种核能发展绝对是在和平与非核武器化前提下的和平利用。
其次，日本应向国际社会公开福岛核事故的后续处理工作，并能让国际社会相信日本具备处理核事故的能力，而不是至今仍让国际社会无法彻底认清福岛核事故反应堆内的具体情况，抑或仍旧让国际社会难以相信日本政府与东京电力公司能切实承担起解决福岛核事故反应堆内高浓度的辐射值这一巨大问题。
最后，日本在向海外各国大力推销核电技术的同时，应客观理性看待海外核电市场的竞争状况，而不应抱着“零和博弈”的非理性与不健康心态去看待其他国家在海外赢得的核电建设订单，更不能使出一些根本不具有建设性与合理性的手段去影响核电站建设国。例如，日本驻英国使馆资助英国一家智库抹黑中国核电形象便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日本驻英国大使馆每月向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学会”（Henry Jackson Society）支付1万英镑经费， 而“亨利•杰克逊学会”则鼓动包括英国前外交大臣马尔科姆•里夫金德（Malcolm Rifkind）在内的政界人士诋毁中国的国际形象。里夫金德承认，“亨利·杰克逊学会”曾与他联系，并说服他为2016年8月刊载在英国《每日电讯报》上的《若让中国参与欣克利角核电项目，中国将如何在紧要关头关掉英国的灯》这篇文章署上他本人的名字，该文无端臆测中国“可能利用技术操控英国核电站”，称“没有人知道有什么秘密科技可能被引入来修建核电站。”此事件深刻暴露了日本等西方国家对中国拓展海外能源市场抱有的偏见与嫉妒等不健康的心理，其抹黑中国形象的“龌龊”手段值得中国今后开展能源外交时高度警惕。（作者：庞中鹏，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