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院士、西安交通大学国际可再生能源研究中心主任郭烈锦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政府工作报告纳入推动加氢等设施建设，是个进步。仅仅三五年之前，中国还没有看到氢能及其新型产业的重要性。这两年，在最高层的推动下，国内氢能产业发展非常快，但在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方面，我们和国际的差距还很大，光喊口号是起不来的。”
实际上，中国最初发展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步子并不慢。
2001年出台的“863计划”曾确定“三纵三横”战略，“三纵”即纯电动、混合电动、燃料电池汽车。“十几年前，我们‘863专家组’曾就氢能产业和氢能技术的发展有过详细建议，希望国家予以高度重视，但很遗憾，后来上来的是纯电动车。”郭烈锦回忆。
“20世纪90年代，国家还曾向科技部拨了专项资金，用以研究氢燃料电池汽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专家智库成员张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补充介绍说，“最初应用氢燃料电池汽车，则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
2017年，中国真正开始成批量生产氢燃料电池汽车。
“现在氢能源电池汽车产业的发展更多受地方政府产业政策的影响，缺乏跨区域的产业协调机制。”台湾成功大学前瞻绿色产业科技研究暨验证中心研究员、台湾发展研究院再生能源材料科技研究所所长吴信达表示，当下“东南西北中”的分散发展态势，与“乱枪打鸟”没有太大分别：每个区域都在发展当地的氢能源产业，但核心技术开发、产业分工、制定行业标准等方面出现了分工不均甚至标准互斥的状况。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周边区域缺乏上路标准，佛山的氢能源汽车只允许在佛山范围内行驶。”吴信达告诉记者，产业发展早期，“乱枪打鸟”的消极影响不会马上显现，但随着产业发展，这一顽疾可能成为产业发展的内生障碍。
这也已经引起氢能源产业从业者的普遍关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全国人大代表、长城汽车总裁王凤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均表示，当下政府应当做好氢能源产业的顶层设计，为氢能源产业资源整合与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顶层设计是国家未来发展的策略，能够极大程度地解决氢能源产业发展存在的行政壁垒，实现全国范围内产业资源的充分利用。”吴信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出台顶层设计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政府对于产业的引导作用，核心技术的攻关以及行业标准的制定，是顶层设计的核心。
“其实，氢燃料电池中核心零部件所需的铂金触媒，中国有很多。”吴信达告诉记者，中国必须在氢能源产业的发展上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只有真正掌握核心技术，才在全球产业结构中拥有话语权。高铁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来源：时代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