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的燃煤污染治理始于1970年代，兴于1990年代。《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实施后，煤改清洁能源提速。孟华记得大概就是那时候政府要求煤场要加工成型煤，“我们投资设备就花了700万，还多雇了运维设备的工人。”
2017年，北京完成了PM2.5年均浓度降到60微克/立方米的目标，孟华感觉煤场依然被“重点盯防”。要求一直在提高，抽查力度也在加大，最近的频率是一星期来两次。
这不仅是为了降低PM2.5，《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也要求，推进农村能源消费升级，大幅提高电能在农村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孟华感到，“2019年基本不可能挣钱。”
全延庆的供暖煤总需求量已从十数万吨跌到2018年的七八万吨，她预测，2019年可能不到两万吨，这个数还得延庆的七家煤场共同分配。
“反正就是反复地往里投资。”孟华叹了口气，“本还没赚回来，明年就没得做了。”
卡车司机：“到处打听哪个煤矿需要送货”
深冬的北京，下午6点天就黑了。晚上偶尔还有卡车来西关煤场拉煤，运往更偏远的村子。
越来越多的城市正成为大卡车司机难以抵达的禁区。27岁的山西朔州人李汉，黑色幽默般地亲历了这个过程。
大同市西水磨村，大车维修一条街，往来卡车掀起的烟尘遮天蔽日
北京的火力发电厂曾仰仗山西大同和内蒙古，那里是动力煤的主要产区。2010年前，李汉就跑过大同到北京的拉煤线路。那是令大车司机神往的年代：买一辆40万左右的斯太尔大卡车，跑六七趟长途就能回本。
转折来得很快。2017年3月，北京最后一家煤电厂停机，在此之前，李汉已与老乡们一起往天津港工业区送煤。没想到两个月后，按照《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天津港停止接收公路运输煤炭。
李汉不得不转战江苏。又没想到，2018年江苏中小企业需求不振，李汉从每个月跑两趟江苏减少到一趟。
他常感慨没遇上好时候。
许多籍贯晋北（大同、朔州、忻州）的大车司机有相似的入行经历，李汉也不例外。高中毕业后在家无所事事，家里人逼他去拜大车师傅学艺，早点挣钱娶媳妇。
“十年前煤炭销路好，是煤矿求着大车把煤运出去。”李汉回忆，“现在反过来了，我们到处打听哪个煤矿需要送货。”这种局面下，产生了以专门贩卖拉煤业务信息为生意的群体，被司机称为“信息部”或“信息贩子”。
“信息贩子”一部分由消息灵通的大车司机转型，一部分是煤矿内部的人。他们从每单业务里抽一到两成，处于煤炭链条里最舒服的位置，司机对他们既羡慕，又怨恨。
长期高度紧张，饮食睡眠没有规律，大车司机落下了胃病、颈椎病等职业病，还要为挨罚提心吊胆。
李汉说，自从高速公路有了治超办后，超载现象少了许多，“现在最让人头疼的是环保，常因为扬尘和尾气排放超标挨罚。”
他的车的货柜里装了两个小篮子，每个篮子放了一块蓝色毡布，盖在煤炭上防止扬尘。放一块毡布还是两块，可以鉴别这辆大车是跑周边短途还是长途。“跑长途的到了外地，容易因为扬尘问题挨罚，所以要盖两层，更小心一点。”
大同市西水磨村密集分布着数十家大车维修铺，往来卡车掀起的烟尘遮天蔽日。一个刚入行的司机俯下身，仔细看着修车师傅维修他租来的新车。他指了指车头与货柜连接处一个显眼的白色设备。“这是个环保设施，能让尾气出来是白色的。不装这东西尾气就达不了标，不让上路，现在出厂的新车都得装。”
白色装置为运煤卡车的环保设备
经历了煤炭产量总体下滑的低谷，如今市场回暖，又推高了煤价。许多大车司机都抱怨，运输价格反而在下跌。李汉分析，拉煤是赚快钱的捷径，仍源源不断有人入行，僧多粥少。
矿工：有的到大城市，成为外卖骑手
李汉在大同拉的煤，都源于中国第三大煤炭企业——大同煤矿集团。
50岁的崔海，曾经是同煤三矿的矿工。老矿开采的是浅层煤，资源接近枯竭，有效益的是利用新技术开采的深层煤矿。2016年三矿关闭，崔海以劳务派遣的形式被分流，无事可做，出来跑出租，穿梭于市区和恒安新区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