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工业及城镇化进程与环保投资变化
从历史进程看，美国的工业化起步晚于英、法，但发展速度较快：以电力工业为标志，19世纪末期美国完成了近代工业化;而石油、煤炭工业的发展为美国制造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战”后，美国钢铁、化工、汽车、电气、建筑、等行业位居世界第一;“二战”后“罗斯福新政”强化了美国工业世界领先地位。伴随着工业发展的则是不断加重的污染，这些重工业污染治理的存量问题则是环保法律政策完善后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也是前期环保治理新增投资的作用点。
美国“去工业化”过程与环保：20世纪70年代，国外成本优势的不断增强，美国加速向金融、房地产、服务业等虚拟经济领域转移，其占GDP的比重也不断加大。普通工业机械、汽车、机电产品等传统装备制造开始大量向海外新兴市场转移，而此时也恰恰是美国环保政策强化的时期。虽然环保并不是导致产业转移的决定性因素，但客观上，制造业的转移有助于环境污染的减轻。需要指出的是，对接内需消费及转移难度较大的部分工业、公用行业的固定源，以及使用量提升的汽车等移动源等污染源依然受到严格的污染排放指标约束;而后期美国因页岩油气革命进一步发展的油气产业则推动了环境修复和下游产品生产过程的治理需求，上述两方面因素同样也推动了环保产业的发展。
进一步回顾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加入世贸组织、国际分工的重构给中国带来突飞猛进的发展，当前工业化的高峰基本已经过去，目前包括供给侧改革等一系列新政策的不断落地，实际上也侧面体现了传统经济的产能过剩，对新技术、新动能的需求越来越高。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解决传统经济留下的环境污染及后遗症，另一方面则要促进新经济的发展，而此时资源节约、绿色发展的重要性就体现了出来。
“石化、化学产品”与环保：石油属于战略性稀缺资源，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动荡，美国在石油资源、油价的把控上有一定话语权;“石油美元”体系确保了全球各国对美元及美国国债的强烈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消费型国家的建立。从现有的环保投资数据上来看，石油危机、页岩油气革命后美国增加油、气开采、带动相关产业的兴起，这种边际变化是除环保政策趋严外，可从数据上观察到的带动环保投入增加的因素，尤其体现在危废的治理及工业现场环境服务需求的增加上。
“房地产、城镇化”与环保：1920年，美国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与制造业就业人数不断增加相适应，美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相得益彰。而后，美国加速向虚拟经济领域和福利型社会转向，叠加环保政策的完善、联邦政府资金的投入也进一步的推动了市政环保基础设施的建设。美国的下水道建设(污水处理相关)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周期相关度较高，20世纪70-80年代期间房地产市场的3次波动、90年代后美国房地产新启的长达18年的周期，市政环保投资均体现了较好的相关性，但因存量关系随时间增长强度有所减弱。
1.3 排污成本内部化和市场化为何重要
排污成本内部化和市场化，这两点为何对于环保行业如此重要?从产业角度上来讲，排污成本内部化最终解决的是环保行业商业模式的问题(谁为环境治理付费)，而市场化程度决定了环保公司资产(如：轻或重、工程或运营还是设备类等)的最终形态，同时排污成本内部化亦是行业市场化长期运转的基础。排污成本内部化程度和市场化程度均处于较高水平有助于环保公司持续发展，而美国的经济政策为大多数环保细分领域创造了相对较好的环境。
环保政策法律的出台，一方面可以在行政层面控制污染的进一步恶化，同时通过命令对已有污染进行整治;另一方面，环境质量提升也会缓解居民的担忧，减少环保游行或抗议行动的发生;最重要的是，标准和要求的提高使得原本由政府控制的环境治理领域需要更新的技术和更多的资金，绝大部分政府部门不具备上述能力去维持该领域的扩张来满足政策和标准的要求，这时候就需要行业内的私营企业在政策的刺激和推动下更加主动、更加频繁地参与到行业的发展中，而政府也需要适当的放开权限，让行业按照其自然规律发展。这种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实际上就是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是提升执政效率、激发资本活力制度上的创新。
排污成本内部化是行业市场化长期运转的基础。行政法规强化约束、在市政领域采用使用者付费制度、在工业领域根据企业的污染排放量征收相应税费均是排污成本内部化过程。使用者付费制度一方面可提高居民从源头污染减量化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减少政府的财政支出负担。对企业的排污征税可以倒逼企业将污染水平控制到边际成本和缴税相匹配的等级，差异化、科学化的对不同排污企业实施相应的污染源控制。
美国环保市场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政府减少对产业经济干预、完善的污染排放交易制度。
政府干预的减少促进市场化进程推进。在行业发展初期，由于其天然的属性(投资周期长、风险大)，政府需要通过利用财政、低息贷款、税收优惠等政策对行业的企业给予适当补助，一方面可以吸引投资进入，另一方面可以刺激行业内企业加大技术开发的力度。但是这种政府的补贴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经济的相对低效和价格的相对失衡。以污水处理行业为例，美国政府在90年代初期开始减少对工业水价的补贴，同时对水务固定资产投资的开支增速也维持在1%左右。虽然在2000年起美国的水务行业因私营企业过于注重利益导致行业混乱，使得美国水务重新回归公有化，但是环保行业的整体市场化程度依然是在稳步提升的。
污染排放交易制度则是环保政策市场化制度的创新。在美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的推出有效的降低了二氧化硫的排放量。这种交易制度的基本内容是：联邦或地方的环保部门就不同的污染物制定相应的最大排放标准，然后将不同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以排污许可证的形式在不同排污企业之间进行分配，而各排污企业可以通过货币交换的方式互相调剂排污量。污染排放交易制度的本质其实是利用市场供求关系来调节环境治理的经济成本，它的全面推广可以有效刺激企业通过降低污染来实现成本的减少/利益的提升，而降低污染的核心要素便是环保生产技术的提升。排污权交易制度充分发挥了市场的功能，既可以刺激技术落后的企业努力改进技术，减少排污量，又可以给治理成本比较高的企业留出交易空间，通过排污权交易体系获得排污配额，满足排污需求。
细数美国环保各细分领域情况
2.1 大气——发展的代价与产业变革
1948年10月，宾夕法尼亚州多诺拉被笼罩在致命的雾霾中。在五天的时间里，该镇1.4万名居民中有近一半出现了严重的呼吸或心血管问题、呼吸困难，死亡人数上升到近40人。多诺拉的情况较极端，但它从客观上反映出空气污染已经成为美国和全世界工业发展的严重后果之一。
1970年，国会通过了《清洁空气法》修正案，确立了美国的空气质量标准。科学家们开始研究空气污染和健康之间的联系;各州开始通过立法减少空气污染，决策者和空气质量管理者加大新技术研发力度、制定规章制度并做出管理决定，通过“成本-效益”的方法减少和控制空气污染。
美国《清洁空气法》遵循国家空气质量标准，空气质量标准由EPA制定，各州和地区制定具体实施方案以实现该标准。EPA对六种污染物质制定排放标准，这六种污染物质分别是二氧化硫、空气颗粒污染物、氮氧化物、一氧化碳、臭氧、铅。固定污染源排放治理主要指工业企业的污染排放防治;移动污染源排放治理范围不仅包括交通运输工具，还包括了附有发动机的其他设备，例如起重机和其他建设施工设备;针对酸雨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臭氧层破坏物质的治理也是EPA监管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