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去北京念大学，念重点大学”
在刘兴荣眼里，李河君对许许多多汉能人影响最大的，是他身上的那股子倔劲：“定了目标，一定要做成，死也要做成。”
少年时期，这股倔强已显露无疑。
1983年，高二的李河君提前参加高考，被广东惠州师范学院录取。同乡人眼中满是羡慕，那个时代，考上大学意味着能够脱离农村，捧住铁饭碗。
但李河君却当着全家人的面，撕掉了录取通知书：“我要去北京念大学，念重点大学”。
第二年高考，李河君报考的全部都是北京院校。然而公布的成绩，距离他报考的北京各大学的分数还有距离。
看到自己的分数后，他断定，这结果不对。英语考试从不下90分的他，高考只拿到54分。他带着疑问找校长和教导主任，但校方也无可奈何。
李河君不顾别人劝阻，一路来到广州，找到广东省教育厅。几经努力，他说服了相关负责人，为他查分。
果然，他的分数被登记错误，他英语考了96分。几经波折之后，李河君如愿被北方交通大学（现在的北京交通大学）录取。
身边人对他的评价，从此多了“不认命”这三个字——过去三十多年一直如是，时至今日，依然如昨。
国家电力改革初期，李河君付出诸多努力，聚集了一大批从体制内走出来的水电专家。刘兴荣表示，当年与他一同考察金安桥项目的50多位专家中，高级工程师就有36位。这是李河君做金安桥的技术底气。
而他们在李河君的影响下，也有了一股不认命的倔劲儿。
汉能控股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冯电波回忆，金安桥项目在建设高峰阶段，建面最长达13公里，同时施工人数达数万人。
但整个项目就像一个“巨大而顺畅的机器”，每一个施工人员，都如同一个精良的工件。为了确保了金安桥项目的进程，他们废寝忘食，投入了巨大的精力。
刘兴荣直言，金安桥项目不仅是李河君一个人的，它属于每一个汉能人：“施工现场的每一个人都在挥洒汗水，而支撑项目持续投入的人，也都憋了一股子劲儿。”当时负责筹集资金的冯电波、王勇等人，不断给自己打气，要尽可能多地争取到一些社会资本。
这股“不认命”的狠劲儿，从那时起开始一点点打磨汉能人的脾性。到后来，渐渐演变成了汉能强悍执行力的根源。
“到时候再建电站，就轮不到汉能了”
对企业家而言，冒险无疑是一把双刃剑。而李河君用自己的方式，给这把利剑套上了剑鞘。
熟悉的人知道，他从来不把持有多少不动产，看做资金的首要目标，他更看重的是那些具有投资风险，但初始阶段并不存在优势的清洁能源。
执拗的清洁能源梦背后，隐含着冒险家气质，也包含着他的战略眼光和社会责任。
正因如此，当初他被打上了“疯”、“傻”的标签。
他曾拥有铁路运输的优势，却不再做擅长的贸易；手中的矿泉水厂获得瑞士汽车拉力赛青睐，却送给了朋友；已经投产的矿业，被他停掉……
他的目标，只有清洁能源。
1999年初，他签下了位于广东河源的粤北东江木京水电项目。在当时的河源，当地的人均用电一年才400多度。公司内部一片反对，没有人看好这个项目。
刘兴荣回忆，做项目调研时，上至国家发改委电力工业部、广东省政府，下到河源市供电局，都向他传达着一个态度：木京项目，根本不可能上马。甚至一位电力工业部的朋友，没有丝毫犹豫便断然拒绝。
那时，受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全国燃油发电全部倒闭，在建百万级以上燃煤火电停工，已建成水电只有60%装机发电，没有人看好建水电站的未来。
但李河君不这么认为。他的判断是，深圳的人均用电已经超过3000多度，而发达国家人均大概4500度，改革开放未来几年，用电量大增是必然趋势。河源虽小，却蕴含潜力。
“到时候再建电站，就轮不到汉能了。”
另一方面，国家政策也开始支持小水电建设。广东省出台政策，农村小水电5万装机以下，可以申请50%的广东省电力基建贷款。资金的支持，也让李河君看到希望。
巧合的是，因为金融危机，施工和设计单位几乎没有新项目。李河君的水电工程很快获得种种优惠。“当时设计院对我们说，设计费可以等银行贷款下来再给；7、8个施工单位来抢标。”刘兴荣回忆。
当时，汉能工作人员的足迹遍布东北、天津等多个地区，只为寻找质优价廉、性价比更高的机组设备。哈尔滨电站设备集团甚至打出折扣，他们眼中，木京水电站是产品进入华南地区最好的广告。
就这样，3万千瓦装机的木京水电站，从2000年开始建设，2001年就并网发电，成为当时民营企业的壮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