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革命下的能源新业态
数字技术是激活新业态、重塑全行业的变革性科技力量。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到来，以“大云物移智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2019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数据可作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标志着数据将在未来国家社会的生产生活、公共服务及公共管理等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数据信息将引领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等方面的变革，不断催生新模式、新产业、新业态，通过构建数字产业链与数字生态，可为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曾鸣强调。
当前，数字革命、工业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等与能源电力系统的深度融合，数字革命一方面可赋予用户更广泛的消费选择权，另一方面能够支撑用户对自身能效水平的即时、全面感知，辅助用户进行用能决策，进而提升系统整体效率。传统的“物理能源”消费理念将逐步过渡到“能源、信息、服务”综合消费理念，从而催生出更加丰富多元的能源消费类型；数字化与智能化用能辅助工具的广泛使用，将实现系统内能源供给、消耗的全面监测，从供应侧和需求侧双向优化系统运行，改善系统运行状态。
曾鸣表示，数字革命与能源革命的融合还将为解决尖峰负荷问题提供方案。保障供需平衡是能源电力网络系统的重要任务之一，电力尖峰负荷是“十四五”电力规划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需求侧大功率设备的增加导致的电力系统“尖峰负荷”现象日益显著；另一方面，精准投资的理念已经深入全行业，如何用更科学的方式解决尖峰负荷问题，对于提升系统效率和降低投资成本有着重要意义。在数字革命驱动能源革命的过程中，可依托海量数据的分析，利用需求侧多元主体的用能转移、削减和转换弹性，在规划、运营和消费等环节针对“尖峰负荷”问题提供相应解决思路。“不能再像过去的常规操作那样，仅仅由发电侧来承担系统的调节任务，用户侧的灵活性资源也需要充分加以利用。‘十四五’期间电力市场设计和电力体制改革要围绕需求侧响应资源进入市场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论证并提出具体实施方案，在市场机制的设计中给与相应的激励以调动需求侧的灵活资源。”曾鸣说。
电改不可削弱电力公用属性
在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的探索实践中，始终伴随着一种观点，即电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电力的特殊性涉及政治、经济、民生、环境等方方面面，正因如此，电力这一商品的属性极为复杂，电力体制改革需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在新一轮电改五周年之际，曾鸣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他表示，能源电力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中国国情和西方国家有着重大差异，在电力体制改革的实践中需要充分认识到我国的改革路线和市场建设势必与西方电力市场有很大区别，甚至是实质性、根本性的区别。“首先我们不会私有化电力，最多进行混改，混改的目的也是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和效益。而西方很多国家的电力体制改革是建立在电力私有化基础上的，这就是其中最本质的区别。因此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探索必须充分考虑到这样一个最大的国情。惟其如此，才能够逐步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力体制改革和电力市场建设道路。无论电力体制改革发展到哪一阶段，这一点都不会改变。”曾鸣说。
当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经济下行周期叠加疫情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因此，在“十四五”能源电力的规划中，电力的基础性属性会更加凸显。曾鸣认为，不管是电力体制改革还是“十四五”能源电力规划，都需要明确一点，在当前时期，能源电力的公用事业属性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要强化；此外，由于疫情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冲击，实体经济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经营压力，对能源电力的需求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因此“十四五”能源电力规划需要将疫情作为一个长期因素考虑进来，认真分析各行各业对于用能、用电需求的变化，在合理预测用能、用电需求的基础上进行规划；同时，对于电力行业相关产业链上的其他企业，电力央企有责任去带动它们共同发展，为互利共赢提供平台，这一点也需要在“十四五”能源电力规划以及下一阶段的电力体制改革中体现出来。
目前，中国的疫情暴发期已然过去，但此次疫情的发生深刻地提醒了全行业，电力应急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必须保持常态。电力行业是一个正在与社会方方面面发生密切融合的传统行业，必须与时俱进、常备不懈，把“事到临头”的处置能力与恢复能力运用到极致。“假如未来又有类似的突发事件，我们的电力应急响应能力是否足以从容应对，这是一个重大问题。电力应急响应和调度机制有密切关系，目前我国电力调度的协调和响应机制还是非常灵活有效的，疫情发生之后，电力调度响应机制还需要继续强化，来保证突发事件来临时电力应急响应机制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曾鸣说。
原标题:新电改，五年！|电力体制改革与能源转型需齐头并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