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研发方面的支持，行业发展之初，上述通讯设备企业在资金与产品推广方面也得到政策扶持。笔者当时所在的诺基亚内部广泛流传的中国通讯企业生存之道是由于优惠政策性贷款优势，即便产品不成熟，也能通过低价出售或者免费试用等方式让海外客户企业先行试用，以此寻求在外资通讯设备企业几乎垄断的竞争中获得空间。而如果任何产品遇到质量问题，凭借员工的勤奋，24小时都可以召回产品，并通过客户反馈返厂以改进产品与技术水平。
这样夹缝中求生存的策略离不了产业政策的支持，也令国际上的竞争对手倍感压力。而后依靠本土通讯设备厂商的日益发展，介入竞标，九十年代后期，国内长期被海外垄断的高端电信设备价格日益松动，国内运营商也开始获得合理的价格空间，进而运用成本优势大规模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为后来全行业发展奠定基础。
从这个角度而言，笔者认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通讯产业政策是成功的，恰恰得益于前期的政策支持，才有了落后行业的快速发展，并为赶超国际先进水平提供了契机。
然而，四家企业发展却出现较大差异。曾经在交换机技术上领先于的两大国企——”巨大“逐步衰落，特别是巨龙，这个曾顶着中国第一台大型数字程控交换机04机光环而生的企业，且鼎盛时期巨龙拥有占据国内交换机市场半壁江山的骄人战绩，但由于在现代企业制度、法人治理结构方面展现出的缺陷，逐步遇到制度瓶颈，并且衰落，如今已消失在公众视野。？
“中华”快速后来居上，中兴凭借“国有控股，授权经营”的混合经济模式逐步成长，华为公司更是异军突起，作为四家中唯一一家民营企业，凭借更加市场化的运营方式、优秀企业家精神以及先进的公司治理理念和员工的勤奋等个性化因素，在行业竞争中得到了长足发展，成为全球的行业领军企业。自2010年首次杀入世界500强以来，全球排名从397提升至222位，平均每年提升44个排位，位列全球通讯产业龙头。华为2015年销售收入为608亿美元，海外业务销售收入占比45.7%，以3898项专利技术获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专利技术申请量第一。
如此看来，对待产业政策，全面否定是不够客观的。当然，产业政策能否成功与众多因素有关，也与选择的时间维度以及观察角度联系紧密，并无统一标准，需要探讨的重点不应该是是否需要产业政策，而应该是什么是合适的产业政策以及如何改进产业政策。“巨大中华”的例子表明，在行业发展初期，国际竞争力较弱的阶段，适当的产业政策能够帮助国内企业快速积累技术、资金、人才以实现赶超。当然，尊重市场，对国企和民企一视同仁，提供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则是产业政策成功的必要条件。
本文作者为瑞穗证劵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 沈建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