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专业化更占上风——洛阳中硅和新光硅业主攻硅原料，浙江昱辉、赛维LDK生产硅棒和硅片，无锡尚德和中电光伏则在电池片重点发力。因为布局不同、规划各异，模式很明晰。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分工明确的状态，给人留下了光伏行业处女地多、机会均等的良好印象，继而引发了更多人的跟进。
很快，行业就开始倾向于“垂直一体化”，而一体化的方向也很单一——向上游使劲延伸。
确切地说，这种变化开始于2006年，并在2008年进入高潮。
当时，位列福布斯中国财富榜第六位的彭小峰拿出半数身家，赶赴苏州，迅速把百世德太阳能归入赛维LDK的门下；昱辉阳光董事长李仙寿则表现出了浙商敢闯敢做的一面，拿出26亿元，在四川做起了一个产能3000吨的多晶硅项目。
而在驱动扩张的因素中，最直接的无疑是价格。2003年，多晶硅平均售价约为25美元/公斤，但此后5年，价格一路看涨，2008年，已经达到400多美元/公斤。
另一个原因来自投资者。在光伏企业赴美上市潮一年后，人们发现，相对于专业化企业，垂直一体化的公司在某种程度上更为海外投资者青睐。
新能源行业分析师周涛指出，一体化解决了多晶硅供应紧张导致的进货价格风险和无法开工的问题，同时，当一体化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整体成本也可以大幅降低。
但周涛并没有指出另一个关键垂直一体化的前提条件，是产业集中度较高的行业。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就无法做到实现更高的生产效率，会让一体化的企业相形见绌，一旦遇到价格走低和行业不景气，企业利润反而会被连累。
2011年，“一体化”推崇者英利集团董事长苗连生就曾中招。当时，他忍痛对“六九硅业”减持近23亿，还被外界视作断臂求生的典范，随后，部分企业也开始减少对上游项目的关注和投入。
实际上，近10年来，IT和消费电子领域都出现过这样“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式的洗牌。比如微软，在把windows从电脑中分离出来后，一跃成为软件行业大拿，而后来，软件利润逐渐走低，微软决定重新建立“软硬一体化”模式——通过家用游戏主机 Xbox360，回归设备制造。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行业状态从狂热走向理性，红利变成微利。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曾说，在微利时代，企业能够生存下来，更好的发展，更具有竞争力，是因为做得扎实，一定要有实实在在赚钱的东西。
对于光伏企业，与其纠结于一体化或专业化，不如把工夫用在更扎实的精细化上——转变旧有的粗放型经营方式，在产业链中发现并挖掘零碎的利润空间，积少成多、由浅做深。
发展之争政策红利vs价值投资
光伏产业研究员红炜曾发文《光伏草根的希望在哪里》，里面的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获得融资不是本事，获得持续、规模化的低成本融资才是本事。言下之意，光伏市场虽已不是蓝海，但只要有靠谱的商业模式，即便草根也能逆袭。
在对商业模式的寻找上，互联网和光伏的早年境遇，很有一些相似。
1999年7月12日，中华网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随后一年，新浪、搜狐和网易相继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不久后，纳斯达克大崩盘，模式照搬国外、资本依靠美国的中国互联网企业顿时进入冬天。
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遭遇“双反”的光伏企业中，当时，因为看不到靠谱的盈利模式，一些早期的光伏进入者，选择了淡出或者隐退。比如林永华，他建立的林洋新能源，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太阳能电池制造商Q-cells的代工商，即便在不少企业需要四处出击的2010年8月，林洋新能源季度营收仍能轻松增长105%，但此时，林永华却出人意料地出售股份，让林洋新能源变身韩国企业。
不难看出，林永华对代工模式的单一性并不看好。这种模式最大的问题，是与政策红利联系较深——从开始依赖欧美的政策市场，到后来依赖国内“金太阳”“光伏扶贫”等国家项目，盈利手段始终没有脱离政府立项。
看好政策红利的人指出，只要能够切实推进类似光伏扶贫的项目，有利于企业自身发展和贫困户增收，就将是一种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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