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从实际参与者传递出的信息看，“双赢”的推进存在困难。有媒体报道指出，一些项目的补贴处于拖欠状态。资本运作高手、投资多个光伏电站的中民投董事长董文标也认为，应当“尽快缩短企业可再生能源补贴申报、审批和发放周期”。
与光伏不同，中国互联网从一开始就没有找到政策推动的大路。
1996年，张朝阳等人开始摸索着建立第一批互联网公司的时候，国家科技部门更关注的，仍然是诸如“863计划”等高科技项目。在被海外资本切断“奶源”后，互联网也没有获得过多的支持，但幸运的是，它找到了新的造血方式——互联网应用服务提供商，与通信行业直接合作，拓展移动互联、网络游戏、电子商务、网络广告等业务。巨大的人气，让IT行业的收入在此后2年中迅速过亿。
光伏不同于互联网，专业化、小众化的基因，决定它无法迅速聚集数以亿记的受众。同样，这种基因也意味着政策红利在短期内不可或缺，但随着市场化手段的进入，它应像冰山一角，逐渐融化，最终让位于市场机制。
从目前的尝试看，不少企业显然没有做好“断奶”准备。2016年的“630”抢装潮就是一例，因为光伏上网电价下降、补贴减少，担心现金流紧张的企业快速上马，仅2016年第一季度，全国新增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就达到了714万千瓦。
在任何一个市场中，消费者、购买力和购买欲就像让三角形稳定的三点，缺一不可。光伏价格因为技术进步不断降低，购买力已经不成问题。而一直以来困扰光伏行业的问题是，如何聚集、扩展更多的消费者，并且调动起他们的购买欲？也就是说，在安装如此多的光伏面板之后，如何才能让公众更容易的了解和接受？
当下，一些光伏企业希望借助互联网解决这个问题。最典型的，就是重新归来的彭小峰和绿能宝。2015年，诸多光伏+互联网平台出现，但当下，多数平台功能处于起步阶段，在规模上，没有出现消费品那样火爆的场景，而效果显然也不明显。
但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是一个必须的过程。“光合联萌”的光伏投资部总监陈继霖认为，光伏是需要体验的，只要没有亲自体验，就无法培养起对这个领域的认识和感觉。可一旦进去，有了认知才会真正开始关注。而人气通过关注慢慢培养起来，新的场景和功能才会有想象空间。
未来之争制造公司vs科技公司
10月19日的北京新国展，2016年中国光伏大会举行了一场名为“回首峥嵘、相忘江湖”的论坛，李俊峰、施正荣、瞿晓铧、高纪凡、曹仁贤等几位“大咖”，坐在写着“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背板下，面对着当天全场最多的一波观众，在题板上写起自己的创业初心。
题板亮出，答案各异。但稍作总结，就会发现多数大咖入行的理由可以归纳为二一是养家糊口、赚点小钱，二是专业所致、兴趣使然。
可见，多数从业者没有料到一个新生事物后来会如此火热，正因为没有准备，火到一塌糊涂的光伏，就像一股加速度，把他们裹入一个“反复扩产、快速增长”的螺旋中。于是，一个个千亿元、万千瓦的大目标不断出现。
王健林说，要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这句话，或许更适用于制造业为特点的中国光伏。高目标抛出，第一步就是扩产。扩产容易，但代价大——一次性固定投入砸进去，极大的维护成本会让企业不敢减产，否则，边际毛利率根本不足以支持企业生存。
制造业的另一个弊端，也随着信息技术的强势来袭而被充分暴露出来。2016年5月，人们还把富士康集团“机器换人”的风声当做传闻，但此后不久，富士康就在中国生产基地安装了4万台机器人，并被指间接导致昆山工厂6万人被裁。而根据富士康的计划，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将取代人工。
可见，自动化、智能化的战略逐渐成为主流势不可挡，光伏企业要想获得新一轮增长的可能，或需要开始剥离辎重、轻装上阵，把“给别人代工”变成“让别人代工”，由传统的制造业企业变成轻资产的科技公司。
这样做的前提，首先是掌握足够的核心技术。美国的First Solar，在2012年大停电事故发生后，仍是全球十大光伏组件企业，但它立刻决定转型并进军印度。之所以敢于这样决定，与其掌握的独家技术不无关联，这种碲化镉专利技术不仅能让太阳能发电量更大，并拥有更低廉的生产成本。相比之下，中国掌握类似产业化专利的企业仍然较少，能够率先研发出颠覆性技术的企业就更为凤毛鳞角。
成为科技企业的下一步，企业可以化身投资人，比如参照复星的投资平台模式，即不直接投资实际的生产线、工厂项目，而是在投资地积极寻找拥有完整全产业链能力的企业，由其进行投资、生产和销售，也就是把“外来人投资异地项目”变成“本地人投资本地项目”，成为更高层面的投资者。
而要成为合格的投资者，光伏从业者需要多一些敏锐沉着。这两种心理看似矛盾，但都不可或缺。特别是市场主流始终没有尘埃落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决策人能否保持敏锐的嗅觉，将决定企业何处出手、如何切入、收获几何。
希望有一天，当某种特殊材料出现，让光电转化率获得革命性突破的时候，光伏行业的普罗大众，不再只拥有厚重的厂房和电站，让他们引以为傲的，已经是独门的技术、投资的眼光和冲刺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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