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世纪论战”
1995年是国企改革之争；2002年，张维迎加入了林毅夫和杨小凯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2014年林张论战再次升级，这次是关于政府干预经济。
林毅夫在其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中提出了“两轨六步法”，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设定的六个步骤，发现可以进入的潜在优势产业，再通过推动这些产业的发展实现资源的富集，改变要素禀赋并实现结构升级。
但从众多经济学家的观点中可以看出，他们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因为“六步法”将政府置于主导者地位，而由此引发的寻租、市场扭曲等问题，成为企业家和创新者有形无形的障碍，反而阻碍了创新的发生和经济的发展。
在11月4日于深圳举行的第三届大梅沙论坛的主论坛上，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对当下的产业政策和对产业政策的讨论提出批评。
“目前国内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仍停留在表面层次，真正设计得当的产业政策应该是能够强化竞争，弥补市场失灵的。”吴敬琏说。
在演讲中，吴敬琏表示，中国政府在20世纪末期时加大了对产业政策的运用力度，以至于到了21世纪初期，在经济过热的情况之下，面对产能过剩，又用行政的办法去矫正这个结构的扭曲，于是逐渐形成了一套叫做“有保有压，有扶有促”或者是“有扶有控”的政策体系，甚至定期颁布产业目录，将产业分成“可扶持”和“可压抑”两类。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在9月的一次演讲中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产业政策似乎依然乏善可陈。要么浪费很多资源，不了了之。要么一窝蜂，在短时间内造成全行业过剩。”
黄益平说，前者的例子是各地方政府响应倡导，纷纷开办创业孵化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产业引导基金。各地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千差万别，却要走同一条独木桥，很难避免资源浪费。后者的例子是光伏产业，现在中国已成全球最大的光伏生产国和使用国，但如果没有政府补贴，绝大多数光伏企业仍然无法自负盈亏。“我现在有点担心新能源汽车可能会重蹈光伏的覆辙。”黄益平表示。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也在大梅沙论坛上表态，他认为产业政策基本没有必要，而且产业政策的作用从实践中来看也是不好的，“发生了政商勾结，骗取国家补贴的事情”。
“产业政策是有代价的”
日本是实行产业政策并一直被作为案例讨论的重点国家之一。
此次大梅沙论坛上，日本国际公共政策研究所理事长田中直毅从日本的经验出发，指出日本的产业政策并不如许多人以为的有效“日本在20多年前曾经历信贷紧缩的时期，这是因为宽松的产业政策并不是非常有效，造成债务和财务等问题的严重后果。而这种影响持续至今，市场配置资源扭曲的情况也在持续，日本近几十年的经济都有所衰减。”
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的立场相对中立，他认为政府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同时提醒“产业政策是有代价的”。
莫里斯认为，很多在经济危机中没遭受重创的国家，一些国有、公共企业或相关机构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但各国发展中的现实也让莫里斯担忧，他指出，产业政策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些直接代价，比如一些公共企业、政府企业的效益会比非公有企业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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