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速增长的推进型产业吸引和拉动其他经济活动不断趋向京津这个增长极，这一过程产生集聚效应，通过规模经济，强化增长极的吸引力，加速增长极的发展速度，从而导致增长极外围愈加贫困。
在极化效应中，另一种称之为扩散效应的经济现象在理论上应该同步发生，即增长极的推动力通过一系列联动机制，不断向周围发散，将增长极的区域创新和资本外溢传导至外围，从而带动周边经济的发展，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平衡发展。
▲《中国连片特困区发展报告（2014～2015）》
但目前，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北京和天津的聚集效应在发挥作用，并未发现大规模的扩散效应。2015年，在吉首大学发布的《中国连片特困区发展报告（2014～2015）》显示，“环京津贫困带”跨河北、山西、内蒙古三省区，贫困人口超过千万。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长三角的上海和珠三角的广深，都没有出现所谓“环上海贫困带”或“环广深贫困带”，而是大小城市基本协同发展，这是为什么？
结合雾霾成因，有理由问：有谁听说过贫困地区、贫困地带能够发展出低污染、低耗能的高新技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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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类似环京津地区与首都的环境与经济关系，普遍存在，只不过这里表现更为极端而已。
1992年以来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其基础性作用”的原则，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进一步提高市场的作用，表述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但很多时候，原则性文件乃至法律所表达的是一种愿景和价值观，而未必能立刻解决当下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行政权力在资源配置中，仍然发挥很大作用。
从古至今，中国从首都到各省、府或（地级）市、县政府所在地的城市，基本都是在行政权力范围内资源最富集的城市。造成这一格局的原因很多，比如这个城市本身就是交通要道、军事要地、赋税重地，或者空间位置比较居中。但通过行政权力使资源更为富集，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 作为首都的北京集中了大量的资源，引来了大量的人口
首都、首府所在地本身，的确需要通过必要的行政手段，使一些资源富集起来。比如建立一个新首都，就很需要为中央各部门盖房子，城市规划需要考虑在举办各种仪式时，体现一国的气象，等等。
但这种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优先权很可能得不到有效约束，被过度使用，从而形成“京城利益集团”或“首府利益集团”。
在“京城利益集团”或“首府利益集团”助推之下，财政资源首先被过度用于首都或首府的城市基础设施、文教卫生机构等等。与此相应，人才和资金被强力吸引，源源不断而来。其结果就是进一步助推“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现象。
由于资源的富集，反过来又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使之具有言之凿凿的正当性。而具体到雾霾的议题，首都、首府还能率先嗅出产业变革的味道，把不受欢迎的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赶走，并收获美誉。
首都是这么想的，省府、地府和县府也是这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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