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例子，大规模地推广煤改气。
最常见到的煤改气就是将燃煤锅炉改为天然气锅炉。在京津冀，按单位热值的价格计算，天然气的市场价格为煤炭市场价格的3倍左右。
以现在的煤价和气价，普通燃煤锅炉生产1吨蒸汽，成本为180元左右；采用燃气锅炉生产蒸汽，成本就上升到了300元／吨左右。对于蒸汽成本在生产总成本中占有百分之几的企业，如果企业的利润不高，蒸汽大幅成本翻番日子就很难过了。
但是如果采用烟气排放水平比现在的大多数（排出大量氮氧化物的）燃气锅炉还干净的超净燃煤锅炉技术生产蒸汽，成本仅为200元／吨左右。
今天的德国，仍然有相当多的（例如食用油加工、造纸）企业和小型热电联供站（如凯泽斯劳滕市）使用燃煤锅炉——一般都是热电联供，以提高经济效益。
遇到的最冤的一个煤改气的例子是在玻璃企业。京津冀的很多玻璃企业是用煤炭制煤气，而后在玻璃窑中燃烧煤气熔化玻璃液。煤气中有颗粒物，燃煤中有硫，玻璃的原料中也有硫（芒硝），玻璃窑内煤气又是高温燃烧，于是燃烧烟气中有大量的颗粒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
在煤改气治理大气污染的政策驱动之下，一些玻璃企业在玻璃窑里就不再烧煤气而改成烧天然气。
问题是改成烧天然气以后，污染问题基本上没有解决。烟气中的颗粒物排放是很少，达标了；天然气里没有硫，可玻璃的原料里有硫，于是还得脱硫；氮氧化物一点儿没减少，于是脱硝的量一点儿没少。
就玻璃窑的燃烧烟气净化成本而言，脱颗粒物（除尘）成本最低，脱硫成本较高，脱硝成本最高。于是，煤改气后，烟气处理成本没有下降多少。
但是，天然气的价格比煤制气贵多了。一平方米4mm的玻璃，市场售价是12元／平方米左右，原来烧煤制气，能源成本是2元多／平方米；改烧天然气之后，就变成了约5元／平方米，这玻璃窑还怎么开？关门得了。
第三个例子，就是有的专家提出，要通过能源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来治理大气污染。
能源结构转型需要多长时间？德国实现能源转型的日程表是2000年开始至2050年的半个世纪，将化石能源燃烧排出的二氧化碳量减少80％。
中国版的能源转型——在中国称之为能源革命的长征才刚刚开始。中国政府提出的目标是到2030年之前，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达到顶峰——几乎与化石能源的使用量达到顶峰同步。
也就是说，最坏的情况，在未来15年，化石能源的消耗不是减少而是还要增加，那还怎么调整能源结构？
就算京津冀地区特殊，煤炭能源的使用现在已经达到顶峰了，那么把煤炭的使用量减少一半，得需要多少年？估计得20年吧？京津冀地区把煤炭的使用量减少80％，得多少年？估计得35年吧？这么长的时间，恐怕政府和老百姓都等不起。
产业结构调整比能源结构调整需要的时间还长。德国鲁尔工业区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鲁尔工业区就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调整了40年才算基本到位，不过所谓的到位并不是把重化工产业完全砍掉，而是减少了一半左右，钢产量就是减少了一半左右。但要治理大气污染，相关产业减排一半哪够？一般是要减一个数量级。
事实上，德国鲁尔工业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不是为了治理大气污染，而是因为一些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所致。例如，井下采煤，因为成本太高，现在绝大部分矿井都关了，只有两对矿井还在开采。
中国的去产能，应该与产能过剩挂钩，而不是与环境保护挂钩。靠去产能治理大气污染，10％至50％这样的比例去产能哪够啊？产能怎么也得来个80％左右？可这样的去产能比例，就不是去产能，而是消灭一个产业了。
靠能源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来治理大气污染？谢天谢地还没有开始实施。我衷心地希望别走这条大弯路。
治理大气污染，第一缺的不是政府的铁腕，而是正确的治理方法。方法不对，走了弯路，腕儿再铁，也是南辕北辙。如果政府和专业部门的专家不能给企业提供正确的治霾方法，企业怎么能治好污染。
当然，对这些专家，也不能过责。毕竟中国大规模治理大气污染，是大姑娘上轿——第一回。很多专家对于大气污染治理，也是有知识没经验。上述走的弯路就算是学费吧！尽管这学费高了点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