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乡垃圾治理的转机源于政府担当
带着疑问，我查阅了相关资料：事实上，家乡的“农村清洁工程”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早在2009年吉水县就下发过《关于大力推进农村垃圾无害化处理工作的意见》，详细规定了工作目标和任务，并对任务进行了详细分解，有县镇领导直接定点督办。但是，如我近几年回家的观察所见，农村垃圾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治理，秘密就在这几只“垃圾桶”里。原来，2009年的《工作意见》中，强调农村垃圾处理的资金筹措机制是“政府补助、农民自助、部门扶助、社会赞助”，垃圾处理原则是“谁受益、谁负担”和“污染者付费”，垃圾处理针对不同情况采用“户收集、村填埋”和“村收集、镇填埋”两种模式，而始于2015年的这次“农村清洁工程”实施中，是采用统一的“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模式，这两种模式对农村垃圾治理的认识完全不同：
一是体现在费用分摊上。按照2009年的做法，垃圾处理费用主要由农户自己承担，称为“农民自助”，政府只给“补助”，部门（具体什么部门不知道）也只“扶助”，如果有可能，弄些社会“赞助”。我们知道，不管“补助”、“扶助”，还是“赞助”，不仅量的大小不确定，而且也不具有持续性，而垃圾处理却是天天都需要投入，这个费用要农户“自助”，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农户来说，肯定是个不小的负担，甚至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来承担；2015年的“农村清洁工程”改变了这种做法，农户只需按人头每人每月出资2元，同时负责自家的垃圾分类即可，其余的收集、转运、处理由村、镇、县级政府来完成，大大减轻了农户的负担。据报道，吉水县2015年共购置垃圾中转车29辆，建垃圾中转站21个，配发大垃圾桶5198只、农户“两桶”94000套，选聘保洁员2020名，配置保洁员工具1844套。试想，这些设施及人工的费用如果分摊到农户身上，农户还有清理垃圾的能力和积极性吗？所以我们看到，2015年之前，农户只能把从自家的垃圾送到村委会边的垃圾堆里，就再也没有能力和积极性把它从村里送至它该去的地方了！
二是体现在责任认识上。按照2009年《工作意见》的说法，垃圾处理按“谁受益谁负担”、“污染者付费”的原则进行，看似是公平合理的，可是仔细推敲就发现，如何才能确认农村垃圾的责任主体和收益主体？按照经济学的说法，经济人都是理性人，都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农民也是如此。农户清楚地知道，垃圾留在自己家，祸害的是自己一家人，把它送到村委会，祸害就让大家分摊了，所以每个农户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都会把垃圾送到村委会以减轻对自己家人的危害，如果再要把垃圾送到更远的地方，或者为此付费，受益的是全村人，就没有人愿意掏钱了。在农业税取消之后村集体经济弱化的时代，村里拿不出钱来把村委会旁边的垃圾运走，如果没有上级政府提供费用，垃圾就只能呆在村委会旁边的垃圾堆里，受害的就是全体村民。2015年实施的“农村清洁工程”显然意识到垃圾污染的责任主体划分困难，统一由政府承担了从村里把垃圾转运和处理的责任，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综上来看，那只大垃圾桶的设置，是为村收集垃圾准备的，这样收集是为了转运的方便，由镇政府负责转运，由县政府统一处理，所有垃圾中转车的购买、垃圾中转站的建设、垃圾清洁工的薪资等费用均有县政府承担，换句话说，家乡垃圾治理的转机是源于政府的担当！从理论上说，这次的“农村清洁工程”能够取得成效，根本原因在于还原了农村垃圾处理服务的“公共品”性质。公共品的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受害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受益也不是一个人能够包揽。所以，以“谁受益谁负担”或“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处理“公共品”服务，是很难见效的。再者，在城乡协同发展的今天，城市垃圾处理服务是由政府负责的，农村的垃圾处理却要农户买单，也没有真正体现城乡一体化，对农民来说是有失公允的。
从这次回家乡看到农村垃圾治理的成效，我也深深感到，城市人所习惯的对农村人不讲卫生、没有公共道德意识等等的种种诟病，实在是一种偏见，我还是相信，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同时也感到，这些年许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回到家乡，出于对家乡的关爱，把在家乡看到的种种乡村凋敝现象付诸笔端，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氛围，对政府的农村治理起到了促进作用。正是这些来自四面八方力量的汇集，才形成了农村垃圾的有效治理。我们期望这股力量会越聚越强，我们的家乡也会越来越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