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二是意大利北部的特雷维索省。在这个省，一家以“零废弃”为理念的公营企业Contarina同时为50座城市提供垃圾管理服务，人口覆盖约55万。一般来说，凡Contarina接手的城市，只需要2－3年，就可将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处理率从20－40％迅速提升至60－70％。2014年，该公司服务城市的平均垃圾分类收集处理率已经达到85．4％，与此同时，人均每年的垃圾清运填埋量（该地区没有焚烧厂）仅为53公斤，大大低于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256公斤。而我国大城市目前人均每年的垃圾清运和末端处理量已经达到400公斤左右。
不过，Contarina和特雷维索省的居民并未满足于已经获得的成就，他们已经制定了到2022年将垃圾分类收集处理率提高至96．7％，人均每年垃圾清运填埋量减至10公斤的目标，几乎快要真正地实现“零废弃“。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由于实施了零废弃战略，特雷维索省各城市为垃圾管理付出的费用显著降低，但创造的就业机会反而增加。据统计，意大利平均每户家庭每年的垃圾管理费用支出为245．6欧元，Contarina服务的社区仅为179．8欧元。而与垃圾管理有关的就业岗位却在10年间增加了1．5倍。可以说，零废弃在减少垃圾的同时，也降低了为处理垃圾而产生的“负GDP”，还通过增加就业岗位为经济做出了“正贡献”。
案例三是菲律宾的圣费尔南多市（常住居民30万，白天活动人口100万）。2012年，为落实菲律宾法律对地方政府开展垃圾分类和减少垃圾产量的要求，该市政府与民间组织地球母亲基金会签署共同推动“零废弃”的合作备忘，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建设180个资源回收中心，实施垃圾分类。通过短短6个月的努力，该市就将垃圾填埋量减少了55％。目前，这一数据又进一步提高到73％。
尽管建设资源回收中心和提高垃圾分类率让圣费尔南多市的垃圾填埋量大大降低，但通过分析垃圾组分，管理者发现，就算进一步提高分类率，还会有7％的不可回收垃圾不得不填埋，这其中大部分是塑料。
于是，该市于2014年出台了禁塑法令。法令的实施分三阶段：一开始的3个月，一周中有一天居民不能使用塑料袋，3个月后所有塑料袋都要有偿使用，1年后所有塑料袋都被禁止了。目前此法的遵守率高达95％。
零废弃同样让圣费尔南多市在经济上受益。据统计，没有有效垃圾分类措施的大马尼拉都市区的地奎松市每年人均垃圾管理预算为333比索（约合人民币47元），而实施零废弃计划后的圣费尔南多市仅为25比索（约合人民币3．6元），就业岗位却同时增加了100多个。
猛药二：逆向物流
就是要求平时往怒江沿线城乡地区运输货物的车辆，将由这些货物产生的废弃物反运出去。
垃圾从哪里来，就可以回到哪里去。农村地区的垃圾无外乎是因消费本地和外地生产的工农业产品产生的。一般而言，生物质的垃圾多源自本地农业，完全有条件通过垃圾分类、饲料化或堆肥处理，最终回馈到附近的农业中。而其他工业消费品，很大比例是从域外购买并通过物流运输引入的。而这些消费品必然伴随大量的塑料、金属和玻璃包装物，成为很多农村地区难以自我消纳的垃圾。
既然有车辆能运载大量的产品进入怒江沿线的乡镇，说明它们也有能力将分类后的再生资源或无用废物带出缺乏回收利用或末端处理设施的地区。这就是所谓“逆向物流”的概念，而“逆向物流”的实施意味着生产者延伸责任制的深化和落实，即由产品的生产者负责产品的回收和再利用。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在很多国家已经被视为是一种很有效的减少垃圾产生、促进循环利用的制度设计，也是目前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
而对于缺乏、甚至完全没有“无害化”垃圾处理设施的广大农村地区，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和逆向物流显得更为迫切。如果农村垃圾治理的底线是不能违法焚烧、填埋和倾倒的话，那么在没有达标处理设施的地方，所有源自于域外输入产品的垃圾都应该外运至有达标处理设施的地方处理，而这个责任应由生产者担负，如果它拒绝担负，则无权将产品销售至这个地区。以此类推，就连到怒江地区游玩的驴友，都应把自己带入的垃圾带走。
说到这，很多人可能认为这一剂猛药更不可能、更不可行，相比“零废弃”，可参考的实例恐怕也屈指可数。的确，既然是猛药，就会有副作用，会打破社会、经济运行的常规，影响既有的利益格局。所以，这就是本文为何要先提出“接受猛药需先树立信念”的原因，没有这个前提，万事皆难。不过，是否尝试猛药也是实实在在的利益权衡：究竟是服药后的副作用严重？还是不服药的后果更严重？也许还需要更多人给出自己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