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会上，宋国君以台湾生活垃圾处理为例介绍，台湾经历了“填埋为主”“焚烧为主、填埋为辅”“资源回收”“零废弃”4个阶段，前两者是废弃物的处置，后两者是资源回收。在时间上相互重合和、共同推动。其人均生活垃圾日清运量从1千克以上降低至0．3千克以下（北京为1千克），焚烧量从最高点降低50％以上。
上述报告建议立即终结生活垃圾焚烧电价补贴政策，用焚烧垃圾处理费表达生活垃圾焚烧处置的全部成本，使社会成本显性化；建议对非居民生活垃圾征收1000元／吨的焚烧处理费，而不是现在的300元／吨，并严格按照实际排放量计量收费。
报告还建议，实施垃圾焚烧全市统筹，坚决遏制“一区（县）一焚烧厂”格局出现；确立权责一致的生活垃圾管理主责部门；建立目标明确的北京市生活垃圾源头强制分类减量规划；对生活垃圾焚烧厂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建立生活垃圾管理统计信息平台，实现生活活垃圾管理信息全面彻底的公开。
E20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涛在发布会上点评时表示，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报告的推出很有意义。对生活垃圾焚烧成本的评估，有利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机制的制定，可以作为计算垃圾收费标准的基础，尤其在垃圾分类的基础上所有可能建立的计量收费机制，实现污染者付费模式，同时对促进百姓支持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的认识有很大帮助。
薛涛同时表示，“为更科学起见，应在研究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的同时，比较填埋等主要垃圾处理处置模式的全社会成本。”
垃圾焚烧是当前最佳选择？
观察注意到，针对上述研究报告发布会，住建部市政公用行业专委会成员、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徐海云率先“放炮”。
3月24日，徐海云通过其微博公开质疑人大国发院上述研究报告的科学性。
“去年10月有人请我对这份报告提意见，看了这份报告，我的口头意见是‘一派胡言’，当然也给了书面意见，研究报告总体上数据采集错误，分析方法不当，研究结论错误，建议脱离实际。”徐海云说。
徐海云同样举了台湾的例子，根据2016年公布的台湾环境保护年鉴，2015年台湾24座生活垃圾焚烧厂焚烧垃圾量达到662．2万吨，比2014年增加20万吨。1999年以来，台湾垃圾焚烧量基本没有下降，一直处于增长状态。
“台湾方面所说的垃圾量下降，主要是统计出来的，他们把家庭垃圾单独统计，非家庭产生的生活垃圾如单位、学校等产生的生活垃圾都算作事业垃圾。”徐海云说，因此，台湾家庭垃圾量在减少，但进入垃圾焚烧厂的垃圾量不仅没有减少，而在增加。
徐海云还认为，人大国发院上述研究报告所使用数据和分析存在明显问题，估算方法随意缺乏一致性。垃圾焚烧厂上网电量应该去实地调查，而报告采用估算法，估算法又不一致，首钢鲁家山垃圾焚烧厂自用电率取22％，而朝阳区高安屯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用电率取13％；折旧计算、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土地成本计算，飞灰补贴等等都存在明显的错误。
此外，徐海云认为，研究报告中“二噁英排放健康损失评估”没有依据，也没有实际支撑。目前，国际上公认的研究结论，现代化生活垃圾焚烧厂排放的二噁英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以及对周围居民健康的影响达到可以忽略或监测不到水平，北京市生活垃圾目前主要还是填埋处理，填埋对环境以及居民健康影响远大于现代化垃圾焚烧发电，这些影响如何区分，其它生产生活的排放对健康的影响又如何区分？此外，排放对居民健康的影响需要长时间的跟踪。
而对于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问题，徐海云认为，“这样的计算结果超出了常识”，只要稍微体察一下实际，实地看一看垃圾收运处理过程，了解一下废品收购与利用物流，也不能给出这样的判断与建议。
国内一家生活垃圾焚烧厂的操作车间。摄影／章轲
国内一家生活垃圾焚烧厂的总控车间。摄影／章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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