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国外，很多地方是通过制度设计来解决公平性问题的。既然光伏成本高，那么同等电量下可以给你两个绿证，这样价格平均下来就差不多了。现阶段，我们的绿证自愿市场暂时还没有设计到这么复杂，但未来在绿证强制市场中，不排除会对光伏、风电，甚至生物质发电分别设定不同的考核比例，平衡市场布局，这样的制度设计就会比较公平。
中国能源脱碳需要绿证强制市场
记者说起绿证强制市场，据了解，早在去年4月，国家能源局就向相关地方政府部门和部分电力企业下发了《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征求建立燃煤火电机组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考核制度有关要求通知意见的函》，结果遭到燃煤发电企业的全面反对，最终未能出台，当时出了什么问题？
彭澎这份意见函之所以引起那么大波澜，矛盾的核心在于它设定了非常严格的惩罚机制，先是明确了“2020年各煤电企业承担的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配额与煤电发电量的比重应达到15%以上”，同时要求，国家能源局和各派出机构按年度对火电机组进行考核和监管，对未能完成配额要求的燃煤发电企业，将责令其在规定期限内完成配额要求，如果逾期仍未完成，将取消该发电企业的发电业务许可证。这个做法对火电的影响非常大。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专门咨询过电网企业，如果某火电机组没有电力营业许可证，你还会不会收购它的电，电网方面明确表示不可能。因此，这个意见函遭到了整个火电行业的极力反对，最终“流产”。
其实同样在去年，还有一份针对地方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发布倒是挺成功的，就是国家能源局网站发布的《关于建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目标引导制度的指导意见》，这份指导意见引导地方科学制定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目标以及能源发展规划编制、实施，明确地方政府、电网企业和发电企业在发展可再生能源方面的责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监测和评价体系，但没有设定一个特别严格的惩罚机制，也因此得以顺利推出。
记者既然这份指导意见并没有设定一个严格的惩罚机制，那么它的约束作用如何体现呢？
彭澎这份意见的约束力确实是比较弱的，它要求可再生能源电力相关指标无法完成的省份，在审批新火电项目时更加慎重，更多体现为一个鼓励机制，鼓励各省级政府可以跨省购买非水可再生能源电力。相信这个意见未来还会配合电力市场新的制度设计，针对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分布式光伏的一些优惠政策也会出台，鼓励地方投资更多的可再生能源资产在本地化应用。
试行通知提到，2018年起将适时启动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考核和绿色电力证书强制约束交易，可见未来绿证市场还是会推出一个约束性很强的制度，从中国现有能源结构以及“十三五”规划来看，中国能源脱碳的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因此在整个制度设计上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推手，中国承诺到2020年一次能源中非化石能源比例达到15%，现在距离2020年只有三年，时间非常紧迫，以现有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来完成这个指标难度会非常大，所以绿证强制市场是一定要推出的。
强制配额主体将是发电公司和售电公司
记者您认为配额制强制约束的对象，也就是购买绿证的义务主体应该是谁？
彭澎2018年绿证强制市场将会启动，关于强制的主体我们现在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强制发电企业，对火电机组进行可再生能源电力强制配额考核，你可以选择投资，也可以选择购买。强制发电企业有两个好处首先，可以刺激发电集团在分配发电份额时，优先照顾自己内部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其次，它会刺激发电企业投资更多的可再生能源资产。第二种思路是考核售电公司，也就是售电公司在签订长期购售电协议时，必须消纳足额的可再生能源电力，这种思路的优势在于能够更好地配合电力市场（未来电力市场会通过售电公司来销售不同种类电力），更符合电力市场的规律。
由于这两种思路各自有优势，我觉得未来极有可能对两者都进行强制考核。目前对于售电公司的配额指标要求已经嵌入了《关于建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目标引导制度的指导意见》中，意见要求“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对行政区域内的各级电网企业和其它供电主体(含售电企业以及直供电发电企业)的供电量(售电量)，规定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量最低比重指标”，这个省级指标其实就是本省售电公司平均要完成的配额指标。所以，非常期待2018年强制约束指标的出台，将电力能源转型顺利推进下去。
未来绿证极有可能与碳市场连接
记者除了买卖交易外，绿证的出现还会给这个市场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和变化？
彭澎当前电力市场中最缺位的其实是用户，因为可供他们选择的空间太小。我们在调研中询问过很多电力消费者，“知不知道自己用的是什么电”，大部分人回答都是“不知道”；问他们“想不想知道”，回答都“想知道”；再问“如果能选择的情况下愿不愿意更多地使用绿色电力”，基本都愿意。个中区别无非是谁的成本承担能力更强，谁就用贵一点的电力品种。
按照目前光伏、风电的成本下降趋势，它们很快就能跟火电一样实现平价上网了，对于售电公司来说，能否按照用户意愿为他们提供指定种类的电源，将是很关键的服务内容，绿色电力证书刚好能够帮助售电公司更好地为电力用户提供更多的绿色消费选择。另一方面，在制造业生产这块，如果企业使用的是绿色电力，那么在碳排放的核算以及产品相应标识上也会有所体现。
我认为绿证的出现主要给市场带来了两个变化第一，明确了制度设计，让公众知晓他所使用的绿色电力是有国家认证的，消费这份绿色电力所制造出的产品是区别于同种类其他产品的；第二，未来绿证极有可能与碳市场进行连接，形成一个非常复杂而有趣的体系。
目前有很多公司认为，只要我买了绿证，证明用电来自可再生能源，这部分电力的碳排放就可以不再被考核，其实不然，很多可再生能源项目，在生产端已经开发成CDM（清洁能源机制），这部分减排量已经被开发商拿走并出售了，但项目同样可以申请绿证，这就难免造成重复计算。因此，未来绿证和碳市场之间如何连接，也是个极具挑战性的工作，需要通过市场化手段来解决。
记者目前全球已有20多个国家实行了绿证交易，而且美国是公认推行绿证较为成功的国家。国外经验对于我国的绿证探索有哪些参考价值？
彭澎首先，中国的电力市场与美国那种充分自由竞争的电力市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在从计划市场转为市场化竞争市场的过程中，我认为强制性的约束条件和考核机制非常有必要，我们不能照搬美国，一定要给绿证一个强制的市场。第二，我们需要加快培育配网端针对可再生电力的优惠政策，借鉴美国做法，通过经济型激励措施（如税收抵扣、直接补贴、基金支持等），让可再生能源电力在更加公平的机制下与化石能源进行竞争。第三，在成本这块，欧美国家主要是通过不断提高火电的环境支付成本来拉平与可再生能源之间成本差距的，而截止目前，我国火电所支付的环境成本（包括土地、水资源等）还非常不充分。2014年11月，清华大学、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国家气候战略中心等多家单位曾共同发布《2012年煤炭真实成本》，全方位评估了煤炭的外部损害成本，在业界引起广泛讨论。在未来能源市场中，我们可以要求煤炭使用方在充分支付社会成本之后再进入市场与其他电力品种进行竞争，这样对可再生能源会比较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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