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配额制的人不少，理由也很多，其中有个理由是说配额制在搞计划经济。
这个反对理由在我看来是不成立的。
首先配额制不是在搞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即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都是在政府计划下执行。而配额制的核心是制定一个新能源发电占总发电量的目标，至于如何达成这一目标，多让市场来决定，即通过绿证交易的形式完成目标。所以配额制是要建立有政府干预下的市场，并非一切都由政府控制。
其次，所谓的计划，即政策制定目标，不是否定配额制的理由。由于自由市场不是万能的，完全严格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就像地球的两极，大部分的经济体都是混合经济，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通过政府宏观调控来完善市场建设。具体到新能源发展这一问题，所有市场化高度发达的国家，美国、欧洲众国、日本、澳大利亚等都采取了一定的对于新能源的扶持和措施，而非任由市场来决定新能源的未来。
这是因为，它们都认可新能源发展需要政策扶持的合理性。
我们的社会追求效率也追求公平，市场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分配，但由于煤电的负外部性以及新能源的正外部性无法自行内部化，其引发的市场失灵需要政策干预。同时，可持续发展即强调代际间的公平性，不是通过市场就可以实现的。如何在现在与未来之间公平分配煤炭这种不可再生资源，是伦理道德层面的问题，需要通过政策而非市场来解决。
所以，我们需要政策引导，而非仅仅依靠市场来实现能源配置的高效与公平。
那么需要什么样的政策呢？这个政策最好能实现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高的收益，同时兼顾公平。
中国现行的主要政策是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正面临的问题是补贴难以为继，同时弃风弃光现象严重。由于补贴的来源、补贴的发放、价格的制定全由政府来制定，不够灵活且行政成本大，导致这个政策不够高效。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调整现有补贴政策，比如学习丹麦，采取将补贴类别更加细分，补贴价格调整更加频繁等措施来实现相对高效。
但配额制是一种更加灵活的补贴手段，如果设计得当，能更容易实现高效性。
在世界范围内，已有十几个国家在实行配额制，每个国家，包括美国的每个州的配额制方案都是不一样的。它们的共性在于制定了可再生能源发电占发电总量的目标，但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定义、比重和目标，实现目标的手段，各地都有自己的套路。
于中国而言，不存在一个可以完全复制的样板。但绝大多数地方都通过绿证交易来降低实现目标所需的社会成本。所以有一点可以基本确定，即中国需要绿证交易辅助配额制目标的实现。于是配额制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设计市场，纵观国际经验，各地在定义、目标和手段三方面的分歧也是中国需要重点考虑的地方。
首先，可再生能源要如何定义？除了没有争议的风、光发电外，水电、核电、生物质发电等要不要纳入可再生的范畴？如何对待每一种技术，是一视同仁，还是给予不同比重？这关系到绿证的设计，是否需要给不同技术发电不同的绿证系数？如果需要，如何确定系数？
其次，比重和目标如何定？虽然中国经常与美国对标，但这次我们还得在中国特色上下更多功夫。美国目前只是在大部分州实施了各具特色的配额制，但由于各具特色，州间的配额制流通受到限制，联邦层面更是难以达成统一目标，同时若达成同一目标，联邦配额制与现行各州配额制，尤其是绿证衔接方面也存在问题。类比到中国的省间差异，如何尽量做到公平？设定什么样的全国目标，才是代际间的公平？
最后，也是最难的市场设计。
比如谁来履约？中国现行的补贴政策是直接补贴发电侧，但不考虑用电侧，这造成了大规模的弃风、弃光。那么如何考虑用电侧？大多数地方的配额制是通过考核供电公司，即要求供电公司的购电中包含一定比重的新能源发电，从而间接鼓励新能源发电。
若将供电公司移植到中国，是考核电网还是售电公司？若考察电网，会不会复杂了电网的责任与义务？电改强调放开两头，管住中间。我们期待的电网是像高速公路，单纯地负责运输。类比鼓励新能源汽车发展，总不能让高速公路来控制其上通过的新能源汽车比例。若考核售电公司，也存在问题。一来是增加的售电公司成本如何传导？放眼国际，电力市场化完善的地方，供电公司可以通过电价将这部分成本传导至用户，而市场化不完善的时候，多以政府征收基金、税收的形式弥补供电公司的损失。毕竟外部性是针对社会每一个人，应由全社会而非让单一主体，如售电公司来承担。那中国要如何选择？
另外，售电公司真能完全决定购、售电么？中国存在电力传输的省间壁垒，而事实又证明可再生能源消纳需要省间传输。那考核地方政府是否可行？这会不会增加行政色彩？毕竟政府在配额制这件事情上更需要承担起监管者的身份，让监管者来监管自己履约似乎不大恰当。另外，政府并不直接参与市场，给地方政府下指标，地方政府又如何能通过市场交易而非行政命令完成任务呢？如果不通过市场交易，那如何提高效率呢？
履约主体的确定只是市场设计中的一小部分，绿证交易怎么设计也十分重要。
中国现有的自愿绿证交易并不等于配额制。在很多国家也存在自愿绿证交易，它是考察消费者，强调消费者自愿承担环境责任，但仅仅依靠个人的环保情怀是不够高效的。所以自愿绿证交易只是辅助新能源发展的手段之一，它能实现的是高于目标的新能源比重。但在目标限定下的绿证交易，考核供电公司，而非依靠消费者自愿，才是通过市场，以最低成本达成目标的手段。
那强制绿证交易要确定什么？除了之前提到的各种发电技术的绿证系数问题，还要不要给绿证价格制定上下限？如果需要，这个限额是多少？此外，在中国金融市场相对薄弱的情况下，交易要引入多少金融手段？金融监管要如何实现？
最后，如何确保履约率，即目标完成程度十分关键。即没有完成目标要如何处罚？行政处罚要不要考虑？经济处罚要如何限定？罚金到底定多少，与绿证的价格成怎样的比例才更合理？
以上这些问题，只是在配额制设计中需要考虑的一部分，还有很多问题未一一列举。但这些问题的存在，不能否定我们需要通过政策发展新能源、配额制是最灵活高效的政策的事实。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尽量完善设计。
同任何一个政策设计一样，我们需要更多的学者来关注，通过构建模型、理论分析等方法提供政策参考。我们也需要更多讨论，每个人的认知都是有限的，集众力、充分的利益博弈或许不能达到最优的方案，但一定不会太差。
配额制需要的是关注、探讨，而非全盘否定。（eo记者 赵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