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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买服务
绿色地球的分拣厂建在成都偏郊外的龙泉驿区。始建厂长唐克勇中午时分已经出了两趟车，因为有位运输司机中暑入院，他只能临时顶上。
2008年，绿色地球创始人郑皓元在杂志上看到美国“Recycle Bank（回收银行）”的项目介绍，它通过一种绩点来奖励环保行为，支持回收。参照此模式，郑皓元随即在成都创立绿色地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当时全国全年垃圾清运量为15437.7万吨，全国未有一座城市建立自己的垃圾分类模式，垃圾分类热度极低。居民往回收桶内扔剩菜剩饭，收荒者将桶内的回收垃圾拿走，草创期的绿色地球遇到麻烦不少。
转机发生在2011年，成都市锦江区政府试点引入社会力量解决垃圾分类问题，以专项财政补贴对垃圾分类实行外包。绿色地球在《锦江区居民院落生活垃圾分类服务》招标中成功中标，以三年为服务期限，发展80000户居民用户。
这一笔总数三千万元的资金，缓解了绿色地球的运营困境，使其重燃生机。后被称作“垃圾小王子”“破烂王”的汪剑超也是在这个时候选择加入绿色地球。2011年底，汪剑超担任绿色地球执行总裁。一年后，绿色地球成功发展31490户居民，超额完成区政府的签约任务。2013年初，趁着良好发展势头，绿色地球提前完成年度任务，直达50000用户量。
危机悄然而至。由于招标项目审查，各街道在拨付2013年第一季度的款项后再无拨款。“这个时候很尴尬，任务我们提前做完了，拨款中断了。”年初新增的20000居民用户瞬间成为沉重的负担，汪剑超只能带着团队苦熬。最难熬的7、8月份，员工工资也发不出来了，给居民兑积分的奖品只能限额发放。绿色地球被领不到兑换品的居民质疑为骗子，员工遭用户围起来声讨。
困难持续至年底，政府的拨款恢复。“再多几个月，可能就不行了，幸好坚持下来。”汪剑超在事后感慨。在这期间，绿色地球将设计的运营软件注册专利，全称为“绿色地球垃圾智能跟踪与回馈信息系统”（简称WITAS）；分拣厂搬迁至3000平米的大厂房；回收垃圾桶设计为1.8米不可回转的大桶，上有标语“世界的改变不是少数人做了很多，而是每个人都做了一点点”。
此后，绿色地球的收运与分拣模式引发公众和媒体关注。2014年7月，时任住建部副部长陈大卫到场调研。一年后，另一位住建部副部长陆建华到访。绿色地球的垃圾分类服务关注度空前。
同年底，转型机遇再次落到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上。绿色地球中标成都市城管委打造城市建设管理转型示范片区的生活垃圾分类服务项目，获得2000万元资金，服务拓展至青羊区、武侯区、金牛区、高新区，覆盖90000户居民用户。突增的工作量引发团队内部震动，汪剑超决心进行规范化、规模化调整，开发兼职平台App绿钻，将专场活动能力由50多场升级至300场，华丽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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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收荒者？
在分拣流水线上，七八个分拣员错落分布在两边，选准自己分的品类拣起，纸品、金属、透明塑料瓶、绿色塑料瓶、鞋子、衣服各有归宿。“我们能分四十多种，光塑料就分响料、花料、黑料、白料，白料又分大白料、小白料。”唐厂长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
厨余垃圾并没有被纳入绿色地球的分类范围。在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类基本分类中，绿色地球只选了其中最易做的可回收一类，因此，难免被拿来与收荒者做比较。
过去数十年间，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一直由数量庞大的收荒者承担，他们翻拣垃圾桶里的废品，上门回收居民整理好的纸板、塑料瓶，有人甚至称真正进入环卫系统的垃圾都是收荒者拣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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