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区别是，我们是从垃圾分类的角度去看，收荒者不收低值的可回收物，我们要收。”杨琪这样解释。所谓的低值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玻璃、废木材、废塑料等回收价值低，不挣钱的破烂。成都再生资源行业协会会长孙小平曾在论坛上介绍2016年受经济形势影响，废品价格走低，甚至有些废品低于回收成本，成为废品回收中的“鸡肋”而沦为城市垃圾，给城市环卫运行管理、垃圾焚烧和填埋带来巨大压力。
汪剑超则以数据说明垃圾分类企业与收荒者之间是互补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2016年全国城市统计垃圾处理总量是1.9亿吨，估算可回收垃圾至少占20%-30%，垃圾分类企业要做的就是目前浪费的这部分。而没混入环卫系统，流进废品回收行业的大概是六千多万吨，才是收荒者参与的部分。
“需要一个减量目标与绩效考核。”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博士、北京零废弃联盟发起者毛达认为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形式进行可回收工作是可行的，但一定要比原有的废品回收行业产生更大的效益与价值，例如能够回收低值回收物，避免原有的废品回收中不规范的操作导致的二次污染。他提到，以参与数、覆盖量做考核标准还是初期宣传推广阶段的工作，后期必须要有所转变，明确垃圾减量的目标。“过去做了很多事，但都没有明确垃圾分类就是要做垃圾减量、减少焚烧的目标，我认为这也是垃圾分类实践多年仍无成效的原因。”
◆◆◆
回收难题
2016年12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指出：要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2017年3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做出进一步的部署。
政策利好反而使汪剑超在此时也意识到问题。以覆盖率、知晓率、参与率作为主要考核方式是初级阶段，其培养市场和试错成本比较高，急需改变。
鉴于已走通的可回收垃圾这一链条，汪剑超提出可以适时摆脱政府直接购买服务，转以成效考核方式，因垃圾回收减少了多少吨生活垃圾，则按照垃圾处理费用对企业进行补贴。
一个可参考的案例，是广州市自2015年6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的《广州市购买低值可回收物回收处理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对废玻璃等低值可回收物进行补贴，补贴标准参照上一年的垃圾处理费用。如此一来，政府并未额外支出款项，只是在原有的财政支出中匀出一部分补贴回收企业，企业则因补贴获得可观的利润，达到多赢。
创始人郑皓元承认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政府购买服务会带来一定限制，不能依照市场规律拓展，但如果能够把现有的前端分类业务做得足够专业，仍是有前景的。此时斩断政府购买资金渠道，并非明智之选。
两人理念就此发生分歧，再加上经营冲突，2017年2月，汪剑超离职，并着手组建自己的新公司奥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仍以类似积分兑换的方式做垃圾分类。
汪剑超畅想他的新模式，奥北的垃圾回收将是“不设桩”的，就跟现在的共享单车一样，可以随停随走。“这也是共享经济的一个变种吧。”
成都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通过核算垃圾实际处理量及垃圾实际减量数额向垃圾分类服务公司支付服务费是更科学、合理的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也是发展方向，但目前垃圾计量称重尚处于探索阶段，还未成熟。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