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提高循环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就需要全社会和政府部门积极扶持循环经济。这种扶持首先应体现在规模上，要使之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其次政府要进行经济补贴，让其经济价值与新开发资源的价值相持平，这样循环经济产业才有竞争力。实际上，垃圾可回收产业都面临着这样的成本困境，只能在低水平上循环，无法做到有效提高回收资源的利用率，这是症结所在。第三，还有一个可能降低回收资源成本的有效渠道，就是推动垃圾的分类。从源头上进行垃圾分类，有助于降低回收过程中再处理的成本，这对整个循环经济产业来说很重要。为此，需要政府对之进行补贴和鼓励，同时还要提高全社会的意识，提高民众在垃圾分类方面的参与度。唯有做到这三点，才能突破以上瓶颈。
垃圾治理需要新观念
2015年以来，国家和地方继续从政策层面推动和支持垃圾分类工作。“十三五”规划纲要发布，明确要加强“生活垃圾分类回收”与“再生资源回收”的有效衔接；2016年6月，国家发改委、住建部联合发布《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方案(征求意见稿)》，提出了垃圾分类的总体要求和目标。
敬东认为，我们需要认识到，垃圾是没有得到很好利用的资源。关于垃圾治理需要把握四个关键：一是理念的普及。全社会在生产和生活环节需要尽可能减少垃圾的产生，全社会需要知晓垃圾的减量化就是最大程度地节约资源。二是制度的保障。需要建立严格的垃圾分类收集制度并强制性推广实施，按照最新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要求，2020年年底，我国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的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要达到35％以上。三是技术的突破。需要建立一个垃圾再利用的循环经济模式，变废为宝。将循环经济模式作为城市垃圾治理的核心，关键的突破是垃圾再利用的无污染化技术突破。四是规划选址和技术突破的耦合性。合理布局垃圾收集、再利用、填埋和焚烧场地。如果有严格的垃圾分类收集制度和垃圾再利用无污染化技术的突破，垃圾的处理设施应该可以成为城市的亮点和市民活动的中心。例如，丹麦的哥本哈根市把新建的垃圾焚烧厂和城市生活设施融为一体，并且将之建为市民冬天滑雪的胜地，这一方案入选了美国《时代》杂志评选的“2011年度50大最佳发明”。
何义亮教授认为，在超大城市建设中，对以手机等电子垃圾为代表的废弃物的处理，也要有一个超前的模式来管理。创新不能仅仅强调在末端的处置上如何去创新，用什么创新的技术、工艺装备，这样始终是被动的。创新不仅仅包含末端分类处置和回收，还包括源头管理上的创新，即尽可能减少垃圾的产生。管理体制的创新同样也是创新的一部分。倒逼企业建立回收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机制体制的创新和管理的创新。“换一个思路，往往会有新的办法。超大城市人口太多了，如果完全靠消化的方式去解决它，那是行不通的。就如同依靠修更多的路来解决交通堵塞问题，终究赶不上车辆增长的速度，应该通过车辆管理来解决问题。所以说，发展的同时要考虑各方面如何平衡，这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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