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正北方，经过一段坝上草原以后就到了內蒙古境內的多伦。其实直线距离距北京很近，多伦北距北京边界180公里，公路距离305公里。多伦在清代曾是北方重要的商埠城市，因为他是通往蒙古，去俄罗斯、欧洲的重要通道，是农牧产品重要的贸易集散地，当时北京人口40万人，多伦有20.4万人，财政收入比呼和浩特和包头之和还多。有商户4000多家，其中晋商1000余家，建有山西会馆。
在南京、上海市都有多伦路，天津有多伦道。在中国其他城市鲜有以内蒙古城市命名的街道，可见当时多伦知名度要高于内蒙的其他城市。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中铁路规划是经过多伦的，后来因为外蒙古独立，加上京张铁路经张家口至二连浩特，未经过多伦，以及东北的中东铁路修建，多伦作为交通要道的地位衰落，多伦的知名度和重要性也逐渐减弱了，知道的人也就少了。
多伦在中国的统一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清朝康熙皇帝亲征蒙古噶尔丹部，在多伦诺尔与蒙古喀尔喀部48个王公会盟，从此蒙古归顺清朝，奠定了中国的版图。康熙皇帝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会盟后康熙在多伦建汇宗寺，48个部落各派一名僧人主持。后来汇宗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蒙联军进入中国打击日军时，被苏军烧毁。
元忽必烈在现在内蒙锡林郭勒盟的金莲川建了上都，元朝的11个皇帝中有六个是在此登基的，是元的夏都。元末红巾军起义，农民起义军曾两次攻占了金莲川的上都，并烧毁了上都，目前仅剩下遗址。元朝末年的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蒙古的残余势力被驱赶到漠北。朱元璋派自己的第四个儿子朱棣镇守北京，后来靖康之难，朱棣从自己侄子手中夺去了皇位，把首都迁到北京。
明成祖朱棣五次亲征扫荡蒙古残余势力，65岁时最后一次亲征，病逝于塞北的榆木川。朱棣是明朝有为的、武功显赫的皇帝，但过去对他卒于何时何地我不知道，直到这次塞北之行才搞清楚了。蒙古的残余势力对明朝边境的骚扰在明朝存在的300年间始终没有停过，甚至于在土木堡之变时把明朝的皇帝明英宗都抓走了，明朝的实际边界在现在北京的八达岭长城。明朝调抗倭英雄戚继光修筑长城，防御蒙古入侵。
在锡林郭勒盟后来发现了丰富的煤炭资源，储量有114亿吨之多，仅胜利煤田就发现面积超过341平方公里，储量超过24亿吨的褐煤可以露天开采，故称之为煤海。锡盟的褐煤资源尚未大量开采。但是这里褐煤的热值不高，3000～4000大卡的居多，灰份多，所以长途运到外地不合算，最好是建坑口电站，就地利用，电送远方。
黄毅诚同志任能源部长时和退休后一直很关心锡林郭勒盟褐煤资源的利用，呼吁建坑口发电基地，将电送到华东地区电力需求大的地区，在那个缺电的时代，这一建议听起来是很合理的。我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后和黄毅诚老部长看法一样，想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坑口煤电基地，上大容量、大机组，用特高压输电送往缺少一次能源的华电地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具体落实。其中争论最大的是关于交流特高压和三华联网问题。
国家电网公司的意见是从锡盟建一条1000千伏交流特高压输电线路，落点在华东电网的南京。这样华北电网和华东电网就联结成一个同步电网，加上从晋东南到湖北荆门已经建设1000千伏交流特高压线路，华北电网和华中电网已经成为同步电网，这样就统称三华电网（华北、华中、华东）。但是有一些人反对三华联网，认为同步电网太大不安全。两种意见争论激烈，致使在十二五规划中重要的电网规划不能出台。
后来出了一个妥协方案，从锡盟建一条直流输电线到华东，另建一条交流线路到山东泰安，这样就避开了将华北电网和华东电网联成同步电网。但是经过快十年的争议，电力形势已经变化，包括华东电网在内，缺电已经不突出，煤电的发展也受到限制，锡盟煤电基地和到华东的输电线路虽然在规划中了，但迫切性已经不那么突出了。
在这个期间，在锡盟也上了几个电厂。当时任锡盟盟长的是北京女知识青年陈朋山，她最初来找我是要求审批一条叫做锡-桑（锡林浩特到桑根达来）的地方铁路，以便把煤炭资源和其他的物质运出来。她告诉我，朱镕基总理曾经下放在锡盟阿巴嗄旗。我没有听说过，我只听说过朱镕基总理曾经下放在廊坊的石油管道局。后来我才确认，朱镕基总理的确也曾下放到过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阿巴嗄旗，可能时间并不很长，知道的人很少。
我批准了这条地方铁路的建设，这在当时是铁道部之外，地方自己建设的少数几条铁路线之一。陈朋山同志后来调任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副主任后，又来找我审批正蓝旗电厂，又叫上都电厂，当时北京正缺电，需要增加从外地向北京的输电量。正蓝旗就在北京的正北方，距离不远，使用锡林郭勒胜利露天矿的褐煤，有煤资源保障。这次我去塞北也专门去参观了胜利露天矿。矿体的褐煤分层分布，有的煤层热值只有2000多大卡，就剥离堆放不用了，有的还有自燃现象，只开采大约是第四或第五层的热值为4000大卡左右的褐煤，所以今后复垦，植被还原十分重要。
但是我顾虑在那里水资源非常宝贵。后来正蓝旗电厂采用空冷机组，尽量减少水使用量，使用的是多伦西山湾水库的水，因此也引发了多伦一些干部群众的不满，曾经有数十位多伦的干部写信反对，说是电厂建在了正蓝旗，却用了我们多伦水库的水。但是正蓝旗的建设确实发挥了作用，在我去时已经累计发电550亿千瓦时，成为了向北京供电的一个重要电源，也是保障北京奥运会的重要电源，发电小时数也一直很高。
我在此次塞北之行中专门去看了多伦水库和正蓝旗电厂。在那塞北高原，多伦水库就像一棵名珠一样，水质清澈，因为有了水，周边植被丰茂，环境优美。水对于内蒙来讲是生命之源。
塞北地区同时也是北京主要的风沙源。现在雾霾成了北京市民最关注的大气污染问题，但在过去北京最糟糕的天气是沙尘暴，尤以春季的沙尘暴为甚。所以朱镕基任总理时十分关注沙尘暴的治理。我曾陪同他到北京市的一个环保研究机构去调研，了解北京市沙尘暴的源头到底是哪里？研究机构可以收集沙尘中的微粒，根据其成分进行比对，发现沙尘起自何处。
根据该环保研究机构观察，北京沙尘暴起源远的在外蒙、蒙西阿拉善地区、甘肃等地，但是近处的锡林郭勒盟的浑善达克沙带是最重要的风沙源。浑善达克沙带是横亘东西，连绵三百公里，宽60公里的半移动沙带。朱镕基总理十分重视北京沙尘暴的治理，提出加大三北防护林建设力度，同时退耕还草，退耕还牧，来恢复生态。2000年他亲自带领各部委领导到浑善达克沙带考察，提出治理京津风沙源，指导植树造林种草工作。
经过近十年的建设，这次我塞北之行看到浑善达克沙丘上已经长出丛丛荆条、沙棘、红柳等沙生植物和草。虽不是覆盖了整个沙丘，但移动的沙丘基本固定住了，沙丘上显出了绿色，治理沙尘暴取得了明显成效。现在北京的沙尘暴明显减少了。
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风沙是害，但也可以利用为可再生能源，发展风电。塞北是我国风力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所以在制定风力发展规划时，就把这个地方作为发展风电的重点地区。我提出了“风电三峡”的概念，其中一个就是在内蒙古建设1000万千万的风电基地，我和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的杨晶同志在塞北举行了内蒙古1000万千万风电基地开工仪式。
经过几年的建设，从坝上草原到内蒙古的锡林郭勒，一路上都可以看到座座风电场，其中锡林郭勒的灰腾梁是风力资源最好的地方，70米高的常年风速8.5米/秒。这次我去，看到山包上竖起座座风塔，装机容量已经超过190万千瓦，发电55亿千瓦时，但是遗憾的是弃风问题依然存在。弃风有多种原因，电力供应缓解，需求下降，体制问题，输电通道建设滞后，储能容量不足，如何解决风力发电不连续、间隙性、不可控这些技术问题。内蒙古电网曾经一度风电占比接近30%，从坝上到内蒙古的广大地区风力资源被利用的还是小部分，可再生能源发展还大有潜力。
在多伦附近的克什克腾是我国第一个煤制天然气（甲烷）项目所在地。年产40亿立方米。过去的城市煤气应该叫作合成气，它是由煤气化炉发生的一氧化碳、氢气、二氧化碳的混合气，热值较低，燃烧后废气以二氧化碳为主，不够环保。为解决北京市城市天然气供应不足问题，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吉林和大唐电力张毅副总经理找我，想以内蒙古锡盟丰富的煤炭资源，用煤生产天然气（甲烷）。我对这种技术不懂，煤如何能生成天然气？大唐张毅等同志向我详细介绍了美国大平原公司的技术。我的化学基础还比较好，我一个个弄懂了化学方程式，认为用煤制天然气技术上是可行的。
后来这个项目在克什克腾建设，我这次去看，工厂完全是在沙丘上推出的平地上建设的，来自各地的工程技术人员在这个远离城市的沙漠中工作，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工人真是可爱，他们发挥自己的专长，宁可离开城市到这个沙窝中来创业，遗憾的是这个煤制天然气工厂是首例，碰到了很多技术问题和经济效益问题，一直处于整改之中。在今年冬天的气荒中，也许能发挥作用。
这次我的塞北之行是五月份，正值内蒙古草原草长鸢飞的季节，吉普车在辽阔的内蒙草原上一开两三个小时，沿途都是翠绿的山峦，听着吉普车上放的天边等蒙古歌曲，看着祖国的辽阔的大地，自己的心胸好像也宽了。我仿照天边的歌词也写了一首歌词，后来交给同为全国政协常委的王立平老师谱曲。王老师又做了一些修改，把可能涉及别的词曲知识产权的句子改了一下，谱成了一首《憧憬蓝天》的歌，由吴碧霞演唱。她当然唱得很好，但是我觉得歌词好像和我的原意有了些差异。（张国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