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惠誉评级表示，2018年的财务业绩显示，中国风力发电运营商的信用状况逐步企稳，而光伏发电运营商的信用状况持续走弱。
这一差异源自光伏发电运营商的财务负担加重，而风电场的运营状况有所改善。
具体来看，民营风电运营商——协合新能源的FFO调整后净杠杆率自2017年的9.1倍改善至2018年的6.8倍。中国五大发电商集团(主要投资于风电项目)的五家可再生能源子公司(华能新能源、华电福新、大唐新能源、龙源电力、中国电力清洁能源)2018年的净利润整体同比增长7.3%，而同期的债务仅增加了2.3%。
相比之下，三家光伏发电运营商(协鑫新能源、北控清洁能源、熊猫绿能)2018年的净利润整体同比下降41.8%，而同期债务增加了17.6%。
风电和光伏发电的利用率均有所回升。协合新能源2018年报告的风机利用小时数2288小时，较2017年增加216小时。五大风电运营商的利用率改善幅度都在152-191小时之间。随着减少可再生能源浪费的各项举措取得成效，2018年中国整体弃风指标降低了5个百分点至7%。2018年，国内光伏发电的平均利用率也回升了37小时，达到1115小时，弃光指标自6%改善至3%。2018年，大多数可再生能源公司的实际电价出现下滑，降幅低至个位数(协合新能源除外)，由于以市场价格交易的电力占比较低，协合新能源的风电电价逆势上涨了2.0%。
惠誉指出，大多数光伏发电运营商的利润下滑是由于债务增加和融资成本上升推高了财务成本。
近年来，太阳能板安装热潮使得光伏发电运营商的资产负债表严重膨胀。截至2018年末，光伏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74吉瓦，其中76%在2016-2018年期间安装，而风力发电总装机容量为184吉瓦，其中只有30%在这三年期间安装。2018年，协鑫新能源、北控清洁能源和熊猫绿能的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增加了19.6%，而五大可再生能源公司的风电装机容量仅增加了2.9%。2018年，三家光伏发电运营商的财务费用(不包括资本化利息)同比激增41.8%，高于债务增加速度，反映了这些公司的融资成本上升。
相对于整个风电行业的稳步增长，协合新能源是一个特例，该公司于2018年大举扩张，装机容量增加了41.3%，债务上升了54.0%。惠誉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协合新能源仅从2016年起才开始大幅扩张其自控风电场。但是，惠誉预计，协合新能源在未来几年内新增产能的速度将放缓。
获得政府补贴的延迟也加剧了可再生能源运营商的现金流压力。2017年和2018年入网的98吉瓦光伏发电量、2016年入网的34吉瓦光伏发电量的一部分均仍将无法获得补贴，缘于它们尚未被列入政府的可再生能源补贴目录。2018年，协鑫新能源、北控清洁能源和熊猫绿能的贸易和票据应收账款大约翻了一番，消耗了这些公司当年运营现金流(CFO)层面的全部EBITDA。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光伏发电厂在支付利息之后，CFO勉强持平，这表明新项目并未能帮助公司产生现金来偿还债务。
与此相比，风电场面临的现金流压力远低于光伏发电运营商，这些公司电价的一小部分依赖政府补贴。2018年，协合新能源的贸易和票据应收账款同比增加了25.8%，五大可再生能源运营商的应收账款增加了29.1%。协合新能源的CFO(支付利息后)同比增长了190%，达到4.32亿元人民币，较大多数光伏发电运营商的CFO更为强健。惠誉预计补贴延迟的问题并不能很快得到解决。为遏制电价上涨，政府一直不愿提高向电力消费者征收的19元/兆瓦时附加费，因此，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的缺口只会继续扩大。
大多数可再生能源运营商(风能或太阳能)2018年都削减了资本支出，原因是这些公司的杠杆率高企，且项目收益的可预见性降低，尤其是在中国致力于降低电价补贴的情况下，投资热情开始降温。惠誉预期，一些大型风电运营商在2018年已经实现了正值自由现金流。但是，由于再融资难度加大，一些光伏发电厂可能不得不选择出售资产来提高流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