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2015年3月印发的“9号文”及相关政策开启的电力市场化改革对电价产生了哪些影响？一项来自剑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小组的研究团队对此问题展开了研究。由于广东和浙江都是中国经济发达的省份，长期以来深受高电价的困扰，在“9号文”发布之后也普遍被认为是在电力市场改革方面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两个省份。因此文章以广东和浙江35kV工商业用户月度电价变化趋势为例展开分析，详细介绍了自2012年开始电力双边交易，以及2015年“9号文”发布之后年度、月度交易的进展。研究期的前半段并未推行多少实质性改革措施，研究期后半段政府出台了多项改革措施，本文通过研究“9号文”出台之后电价的变化来判断市场化改革是否已经见成效。
广东电力市场始于2013年，当时中国南方电网公司（CSG）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直购电双边交易试点工作。2013年9月至12月，共有112家大型工业企业和火电企业参与直购电双边交易，年合约交易量约22.4亿千瓦时。浙江在9号文发布之前的2014年底就开始启动直购电。考虑到市场主体对交易规则熟悉程度不足，因此采用了双边交易的形式。从2014年12月到2015年12月的13个月间，共有12家发电厂和32家电力用户签订了39.2亿千瓦时的交易合约。
2013年至2019年，广东省用电量年均增长5.59%。电力交易量也大幅上升，在此期间，其占工商业用电量的比重从0.68%上升到35.56%，2019年在全社会总用电量中所占的比重也上升至29.20%。同期浙江电力交易量在工商业用电量中所占的比重从1.33%上升到36.17%，2019年在全社会总用电量中所占的比重也增至30.53%。
对于属于政府管制的销售电价部分，广东一般工商业用户（大工业用户）零售电价从2012年的0.9758（0.8858）元/千瓦时降至2019年的0.6513元/千瓦时[1]，而同期浙江一般工商业用户和大工业用户标杆价格分别从0.8780元/千瓦时和0.6750元/千瓦时降至0.6413元/千瓦时和0.6344元/千瓦时。与工商业管制电价的频繁调整相比，居民用电价格变化很小。考虑到居民实行的阶梯电价，广东2017年居民平均电价已经超过一般工商业用户，而浙江尽管一般工商业电价与居民电价的差异在缩小，但居民电价仍然低于一般工商业电价。
对于受管制的上网电价而言，中国对不同的发电类型实施了不同的上网电价，其中燃煤发电最早于2004年实施了标杆上网电价，水力发电在不同阶段实施过标杆电价，核能发电到2013年才开始实施标杆电价，并且要求不超过燃煤标杆电价，风电和光伏发电于2009年按照资源类型实施了标杆电价，而天然气则在不同省份实施了不同的定价机制，其中广东是单一电价，而浙江于2015年实施了两部制上网电价。在2012至2019年间，绝大多数上网电价都有所下调。文章计算了广东和浙江按照不同发电类型发电量加权之后的管制上网电价。总体而言，上网电价在2017年之前呈下降趋势，但由于气电、风电和光伏发电份额显著增加，2018年之后出现波动。
对于市场交易电价而言，广东在2012年至2019年间分别引入的年度双边协商、月度集中竞价和年度集中竞价，而浙江除了2014年末和2019年末实施了双边协商交易之外，都是实行的年度集中竞价交易。广东实施的是价差交易，月度集中竞价价差在从初期的较大波动到2019年的逐步收窄，其它几个交易品种交易价差也在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少。而浙江实施的是绝对价格交易，交易价格相对于标杆上网电价的价差也在不断减小。由于用户一部分用电量实施管制目录销售电价，另一部分实施市场交易电价，因此最终面对的电价是两部分的加权平均值。广东35KV用户面对的加权平均销售电价从0.8858元/千瓦时降到0.6403元/千瓦时，而浙江35KV用户面对的加权平均销售电价从0.878元/千瓦时降到0.6352元/千瓦时。
为了辨别电价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文章把价格下降分解为多个不同的因素：发电侧上网电价下降，电网环节输配电费用减少，增值税和政府性基金的降低。其中电网环节输配电价的贡献最大，其次是上网电价的降低，然后是增值税和政府性基金的降低。
文章还将中美之间的电价进行了横向比较，选取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为代表。得克萨斯州是美国竞争最激烈的电力市场之一，而佛罗里达州的电力行业则保持一种基本上纵向一体化、未经改革的状态。与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的电价走势相比，广东和浙江的电价在研究期间明显下降。2012年，广东的电价是得克萨斯州的2.1倍，佛罗里达州的1.5倍，但到2019年，广东的价格是得克萨斯州的1.4倍，是佛罗里达州的1.1倍。浙江也呈现出类似的变化趋势。通过图中可以看出，2019年夏天，由于天气炎热，得克萨斯州的电力需求显著增加，两国的电价差异趋于收敛。差距最小的时间出现在2019年7月，当时广东和浙江35千伏工业用户市场交易的平均电价约为8美分/千瓦时，得克萨斯州工业部门的月度终端平均电价约为7.5美分/千瓦时。
总体而言，虽然本次改革被称为“市场”化改革，但显然更具有“监管”改革的特征，因为电力市场中发电企业的整体让利只占所研究的用户电价降幅的一小部分。中国电力市场改革凸显两个值得更广泛地强调的经验。首先，降低终端用户的电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的输配电价监管和额外的政策性成本。其次，市场化改革的本质，并不是市场价格要大大低于管制价格，而是市场化改革应该是改进监管和撼动原有计划体制的有力工具。（解百臣、徐骏、迈克尔·波利特 原文为剑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小组论文，本文为经作者摘编的论文摘要。作者单位：剑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小组，其中解百臣还任职于天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徐骏还任职于浙江财经大学中国政府监管与公共政策研究院、迈克尔·波利特还任职于剑桥大学贾奇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