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近年由于压裂技术的发展，页岩油气生产大幅上升，不仅使美国的能源供应大量增加，能源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引发了世界范围的能源价格与供求关系的重大调整，其影响已外溢至地缘政治，领域包括确保海洋石油通道安全畅通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堪称一场史无前例的能源革命。
今后，美国页岩油气革命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将主要取决于美国、亚洲和中东大三角的互动和博弈。这需要我们高度关注，未雨绸缪，早做准备。
石油价格和供应面临深刻调整
由于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印度、韩国和印尼等亚洲国家对化石燃料需求直线上升，石油价格在2008年2月冲上100美元/桶高位。接着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发生了页岩油气大量开采引起的能源革命，美国石油产量从2008年的500万桶/日剧增至2014年的900万桶/日。石油价格也从2008年6月的110美元/桶下跌，2015年1月跌破50美元/桶。
而作为中东和欧佩克主要成员的沙特，被认为是在借势发力，凭石油储量、产量和生产成本三大优势，借助油价暴跌“一箭三雕”：遏制沙特对手伊朗的复兴，排挤竞争对手俄罗斯，压垮引起油价暴跌的美国页岩油气公司。
然而，全球需求不足尤其是作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亚洲的需求减少，是导致原油价格下跌的又一主要原因。亚洲2010～2012年石油消耗增加100万桶/日以上，但2013和2014两年增幅都减至50万桶/日或以下。
今后，亚洲石油消费情况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据美国能源信息署预测，如果亚洲发展中国家GDP年均增长6%，则到2025年亚洲石油需求量增量将超过700万桶/日。这样的预测也许偏于保守，亚洲经济体主要是中国和印度的GDP增速很可能不止6%。
另一种预测是，如果亚洲减少石油补贴、降低能耗成功的话，石油消费增量就会低于400万桶/日，如经济下滑严重，则更会低至200万桶/日。
目前看，石油背后的地缘政治走势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美国利用油价下跌，联手欧洲和沙特挤压俄罗斯，推动伊朗核问题的解决；二是美国能源独立减少了对中东原油的依赖，助美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三是美军逐步撤出伊拉克、阿富汗，使宗教极端组织势力乘虚蔓延，中东长期动荡、地缘政治碎片化加深。
俄罗斯在欧美制裁和油价暴跌叠加效应打击下，加快了战略东移步伐，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合作的深度广度都在加大。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加速推进，“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提上议事日程。
美国页岩油气供应与亚洲能源需求，以及中东产油国产量增减的大三角互动，将决定今后一个时期石油价格和供求关系的走向。油价持续走低意味着全球经济增速有望提高，产油国力量将有所削弱；而如油价重新攀升将阻碍世界经济复苏，产油国“钱包”会再次鼓起来。
就中国而言，油价维持低位对经济转型有利，自然希望美国石油产量继续增加，以维持目前的低油价。世界银行估计，石油占中国能源消费的比重约20%，油价下跌10%对中国GDP的影响在0.1%～0.2%之间。
石油通道的安全是各国关心的另一个地缘政治和军事问题，其主要博弈也将体现在亚洲。目前，中东石油主要销往亚洲，马六甲海峡、南海和东海对石油运输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甚至堪比中东。中美关系最近趋于紧张，以及双方在南海等问题上的“对峙”能否缓和，都会对亚洲的能源安全产生影响。
这个问题最近被西方炒作，似乎中国是影响亚洲能源通道的主要因素，那完全是本末倒置。一是中国能源进口量最大，主要依赖印度洋、南海和马六甲海峡的运输通道安全畅通，那么最应该担心通道安全的是中国；二是该地区海军力量最强的是美国，如果加上其盟友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海军力量则更显庞大，且扼守马六甲海峡的是印尼、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并不是中国。
天然气与LNG的固定格局被打破
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LNG）是世界能源市场革命的另一重要因素。全球天然气市场历来比较固化、僵硬，主要表现在：一是大多通过输气管道，或制成LNG后海运；二是定价固定，一般为长期供货合同，且与石油价格挂钩；三是严格规定买家不得转让给第三方。
天然气市场的这一现状决定了消费国对供应国的依赖性，即便政治关系出了问题，也很难摆脱固化的供求关系。乌克兰危机暴露出的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表现在地缘政治上就是美欧对俄罗斯政策的异同。虽然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美欧能保持一致，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却“面和心不和”，常常想法不能完全一样。
美国目前正在纠结其LNG的出口问题，生产LNG的公司自然希望出口，增加市场和收益，而制造业则希望保持页岩气的充分供应和低价。另一个问题是出口给谁。从狭隘的地缘政治角度考虑，出口主要给北约成员和欧洲国家，还有日本；而从世界经济总体考虑，应该谁需要就卖给谁，出口市场在亚洲。
如果美国选择后者（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也应该这样做），美国的LNG出口就将根本性改变世界天然气市场的规则，因为美国出口的LNG将依据市场供求来定价，同时没有不可转手卖给第三方的限制。
就亚洲国家而言，进口LNG主要面临两大挑战：一是供货方少，基本固定，且LNG现货市场规模小，无法满足临时需要，贸易缺乏灵活性；二是脱离政治因素决定的定价体系难度较大。中国、日本、印度、韩国等出于现实的地缘政治原因，不可能形成“集体谈判定价”的集团，即使有一部分低价的美国LNG，也无济于事。
要解决定价权，最可行的办法是学习美国和欧洲，建立交易中心。如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亨利天然气交易中心，以及欧洲目前若干个交易中心。交易中心需要政府的支持和严格、透明、可靠的交易和配套金融体系。
鉴于中国对LNG的巨大需求，加上中国已在国内建立了广东、福建、天津、上海四大自贸区，正在试验和实践相关的交易中心和金融安排，中国可以积极考虑在四个自贸区中选择建立LNG亚洲交易中心。随着自贸区和“一带一路”构想的逐步深入发展，这样的交易中心势在必行。
能源政策调整决定气候变化改革
今年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年份，年底将在巴黎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决定今后一段时间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自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第15届气候变化谈判大会以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力度都在加大，尤其是中美两国的合作令人瞩目。
目前排在二氧化碳排放前三位的是中国、印度和美国。亚洲则占全球排放的近50%。中国刚刚提交了节能减排的国别报告，将于2030年或之前达到排放的峰值，并加大减少能源消耗的力度，积极发展绿色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美国至2012年已在2005年基础上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了12%。
去年底，中美在北京APEC峰会期间发表联合声明，就节能减排做出了共同的承诺。
对中国和亚洲国家来说，在继续实现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减少排放，关键在于改变能源结构或者说能源组成，说到底就是要减少煤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
在化石燃料中，煤最便宜，但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目前，亚洲消耗了世界2/3的煤。2008年至2013年，除亚洲之外，全球煤消耗实际是下降的。现在日本消耗的煤超过俄罗斯，韩国超过德国。可想而知，如果没有新的政策来改变亚洲国家的能源结构，亚洲将继续成为全球煤的主要用户。据预测，亚洲发展中国家二氧化碳排放到2030年将占全球的46%。
2014年6月以来，国际油价已下跌近60%，勘探开采成本增加制约了页岩油气的开发。据国际先进能源组织估测，中国可开采的页岩气储量全球第一，约1115万亿立方英尺。中国对开采页岩油气热情很高，但中国的地层和岩石结构却不利于大规模开采。2014年中国页岩气产量13亿立方米，虽较2013年增长460%，但在2014年天然气总产量中仅占1%左右。
中美两国已经将气候变化领域合作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这也是两国对全球治理的贡献。美国的全球能源战略有三个支柱：增进国家安全、抗击气候变化、助推经济增长。这些战略目标与中国十分接近。双方在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协调与合作，将成为两国未来合作的亮点。
（作者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外交部前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