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煤炭出口新规即将生效，企业运营与全球供应链或面临挑战

随着全球能源格局的加速演变，为满足国内财政需求、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能源市场，近日印尼出台了一系列旨在调整期资源出口和管理的新政策，并即将于明年生效，或将再次对印尼国内煤炭生产经营和全球煤炭市场格局带来深刻影响。

近日印尼财政部长普尔巴亚·尤迪·萨德瓦(PurbayaYudhiSadewa)表示，印尼政府计划自2026年起将征收煤炭出口税，旨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萨德瓦表示，针对出口煤征税税率1%-5%不等，具体将依据煤炭的不同等级设定。根据财政部估计，这项税收每年有望为印尼政府带来约20万亿印尼盾(约合12亿美元)额外收入。

早在今年7月份，印尼能源部长就已明确表示，此项税收将主要在煤炭价格高企时征收，意在让矿业企业在市场繁荣时期与政府分享更多收益，而在价格低迷时则避免加重企业负担。尽管有其合理性，却也给矿商带来了显著的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了其长期规划和财务管理的难度。

同时，政府还从资金流入环节加强管控，同样旨在增加国内外汇储备、稳定印尼盾汇率。实际上，早在今年2月份，政府就曾出台出口商外汇留存政策，但明年起生效的新规中条件继续加严。

根据印尼政府一份文件显示，2026年1月1日起，所有自然资源出口商必须将全部外汇在印尼国有银行留存至少一年，而今年2月份规定允许存入私营银行。如果将这些收入兑换为印尼盾，则可用于企业经营。

不过根据此次新规，这些外汇收入中，最多只有50%可以兑换为印尼盾用于国内运营开支，而旧规允许100%的兑换比例。这意味着出口商将被迫保留更大比例的外币资产。

尽管政府允许企业将这些外汇存款用于购买在国内市场发行的外币计价政府债券，但该规定实质上加强了对国家外汇储备的集中管理，并引导金融资源服务于国家战略，从而加强了对资源出口资金流的系统性监管。

这一系列政策的叠加效应，正对印尼煤炭行业产生复杂深远的影响。在已经面临采矿权税率上调、B40生物柴油强制混合政策推高物流成本等压力的情况下，新增的出口税将进一步挤压本就因国际煤价下行而收窄的利润、提高运营成本。

随着中国、印度等主要进口国国内产量增加、需求放缓以及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份额上升等因素影响下，今年以来，印尼向主要出口目的地的煤炭出口明显缩减，导致整体出口量同比出现下降。

印尼统计局数据显示，1-10月份，印尼煤炭出口总量为4.28亿吨，同比下降7.48%。其中，向前两大出口目的地中国和印度的出口量同比分别下降16.53%和7.43%。尽管印尼出口商已逐渐将出口中心向东南亚地区转移，但远无法填补这一缺口。

由于出口市场不振，印尼政府下调了今明两年煤炭产量目标。根据印尼能源与矿产资源部(ESDM)，2025年印尼煤炭产量目标为7.35亿吨，2026年预计将价格年至7亿吨以下。相比而言，2024年产量曾达到8.36亿吨历史新高。

与此同时，在印尼国内市场义务(DMO)政策之下，煤企对某些买家、尤其是对国营电企的煤炭售价受限，而在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之下，导致矿商对国内市场销售缺乏兴趣，尤其是对于私营煤企而言。

这样一来，利润收缩、成本上升可能会促使出口商将这部分成本转嫁到煤炭出口价格上，使得印尼煤炭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这进而促使部分企业减少煤炭出口，进一步影响印尼煤在全球煤炭市场的份额，也将一定程度影响当地煤企的生产积极性。

类似的政策并非没有先例，早在今年3月份，印尼政府曾要求煤炭和矿产生产商以不低于政府基准价(HPB/HPM)下限的价格出口煤炭。但随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剧、煤炭价格下行压力增加，矿商的经营负担加重，因而于8月份取消了出口限价政策。

另外，印尼在矿商生产管理基础制度上也做出了重大调整。2025年10月，能源与矿产资源部颁布新规，将煤炭和矿产的采矿工作计划与预算审批制度，从过去数年的三年期重新调回为一年期。这意味着所有矿业公司，无论此前是否已获得2026年的生产配额，都必须重新提交年度计划以待审批。

政府直言，此举是为应对矿产和煤炭价格下跌对财政收入造成的压力，通过更频繁、更灵活的审批来加强对产量和市场的调控能力。这一变化虽然旨在赋予政府更大的短期调控权，但也可能打乱矿商的中长期生产部署和投资计划，增加运营的行政成本。

总体而言，作为动力煤出口大国，印尼出现的任何产量波动或成本增加，都可能影响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的供应格局与价格基准。新规可能削弱印尼低卡煤相对于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其他来源地的价格竞争力、加重企业运营压力。在当前买家需求疲软、市场价格敏感时期，额外的税费可能促使国际买家寻求替代供应，或重新谈判长期合同。

然而，政策的另一面是，更严格的国内监管和成本上升，也可能抑制部分边际产能的释放，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国际煤价的支撑因素。而从行业发展角度来看，加强对本国战略资源的控制，并尽可能最大化其全生命周期价值，已成为当前全球主要资源国在能源转型与财政压力双重背景下的一种共同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