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家对于治理雾霾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表现都十分积极，“超低排放”的高速推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契机优良，快速发育，市场广阔，挑战尚存，我国超低排放在一定程度上无疑可以降低雾霾和降低碳排放，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尽快改变能源发展结构，加大清洁能源供给，优化煤炭使用方式等。
据权威公开资料，截至2013年，全世界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为30%，中国为66%。中国煤电发电量长期以来占总发电量比重为80%左右，虽然近十年可再生能源发电迅猛增长，但2014年煤电装机比重仍为60%，煤电发电量比重为70%。中国燃煤发电比重比较大，显而易见，燃煤电厂的超低排放和升级改造具有重要的意义。
全面推行燃煤超低排放的契机
2015年12月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大幅降低发电煤耗和污染排放。
在2020年前，我国将对燃煤机组全面实施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使所有现役电厂每千瓦时平均煤耗低于310克、新建电厂平均煤耗低于300克，对落后产能和不符合相关强制性标准要求的坚决淘汰关停，东、中部地区要提前至2017年和2018年达标。改造完成后，每年可节约原煤约1亿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8亿吨，电力行业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可降低60%左右。
实际上，超低排放作为现阶段重要的能源行业政策，早已为人熟知。无论煤电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如何，煤电排放污染物作为雾霾成因之一，对环境的破坏及影响都无法忽视。“超低排放”的政策符合国家长远利益，从发展性、影响性及降低的危害性来看，都极具意义。
“十二五”期间，超低排放快速发育
刚刚过去不久的“十二五”时期，在国家、地方、企业等各方力量的推动下，超低排放技术及工程应用得到了迅猛发展。
2011年7月，环境保护部颁布了《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此标准首次规定了燃气轮机组与燃气发电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2012年9月，上海漕泾电厂提出燃煤机组满足燃气轮机组的排放标准，能否扩建两台百万千瓦燃煤机组，并在现有百万千瓦机组上进行了有益探索。
与此同时，国内首个柔性电极湿式电除尘工程在湖南益阳电厂30万千瓦机组上实施，并获得重大成功。
2014年6月，浙能集团嘉华电厂百万千瓦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工程、神华舟山电厂新建35万千瓦机组超低排放工程顺利投运。
此后，在国家、地方、企业等各方力量的推动下，超低排放技术及工程应用得到了迅猛发展。
超低排放改造空间每年200亿元
高速发展带来的市场空间同样值得关注。
根据华能集团、大唐集团、国电集团、华电集团、国电投集团五大电力集团承诺超低排放完成进度时间表以及前一轮脱硫、脱硝改造经验，相关研究所预计到2017年，50%燃煤机组装机容量改造订单将释放，2016—2017年释放总量分别为1.3亿千瓦和1.8亿千瓦。
预计2017年底，全国释放的燃煤机组超净排放改造装机容量比例达50%，其中2016—2017年年底累计释放比例分别为：28%、50%。超低排放改造成本大概90—120元/千瓦，我国火申装机容量在10亿千瓦左右，那么市场空间大概在1000亿元。按2020年改造完成测算，每年市场空间在200亿左右。
居安思危：超低排放背后存在的问题
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副院长朱法华说：“尽管我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技术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但仍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
如燃用无烟煤电厂NOx的控制、低温SCR的工程应用，电除尘器高频脉冲电源的推广应用，活性焦、有机胺等资源化烟气脱硫技术，烟气中可凝结颗粒物、可溶解颗粒物的脱除，低浓度污染物检测，烟气治理系统的节能、降低运行费用等。
推动电力环保事业健康良性发展，体制机制创新必不可少。因此，需要开展相应的配套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及环保激励机制研究。通过建立和完善市场手段，推进电网环保调度，引导和鼓励企业自主自觉减排。而对于企业，基于现有条件，通过精细化运行、规范化管理实现环保设施持续、可靠、经济运行，也是最切实可行的发展途径。
因此，在我国当前还不得不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情况下，为了能在尽快治理雾霾的同时也拉动经济，推进全国的煤电厂进行“超低排放”改造，确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意义。但对于中国特色的超低排放，我们更要保持头脑清醒。
2016（第十二届）中国能源战略投资论坛将于4月中旬在北京召开，会议主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环境下：能源产业发展的进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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