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鼓励民间投资36条”“鼓励社会投资39条”等政策以鼓励民间投资，但效果不明显。在实际落实中，这些政策往往被设置了各种花样的“隐形门”。在刘立峰看来，要打开这些“隐形门”，除了明确政策导向外，还需更有操作性的“钥匙”，比如进一步完善法律保障和政策细节，营造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等。
“尽管政府一直在推动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但是进展不太理想。”缪荣说，很多地方拿出的项目盈利水平不高、投资回报周期太长，对社会资本吸引力不足，“再就是在合作中对民企合法权利保护不够，让企业产生了观望情绪。”
“融资难”“融资贵”，绊住了民企扩大投资的“马腿”。
河南一位民营企业老板坦言，一些银行戴着“有色眼镜”看民企，要么不愿意放贷，要么把利息定得比基准利率高出四成、五成，如果上马新项目，利润刚刚够还利息，还不如不上。“一些大企业资金成本才3%、5%，我的资金成本超过10%，投资当然慎之又慎。”
“改革开放近40年，许多民营企业进入了由大变强的阶段。企业要做大做强，光靠自身财力不够，就需要融资。”刘立峰认为，在一些地方，获得关键要素的待遇不一致，直接造成民企债务成本高企，甚至导致部分民企资金链断裂。
市场竞争秩序尚不公平，束缚了民企稳步发展的“手脚”。
“为了保护棉农利益，对进口棉花实施配额管理，出发点是好的，但如何分配才更公平呢？”对王雪荣投资的纺纱厂来说，棉花是最重要的原料，在进口棉花比国产棉每吨便宜几千元的情况下，用上进口棉花就意味着成本的大幅降低，“而进口配额往往被少数企业得到。”
“不只是配额管理，还有扶持补贴、税收优惠、资金减免等等。现在一些地方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还是有点多。其实，我们不需要政府补贴，只要把竞争环境搞好就行了。”在缪荣看来，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对于推动民企发展、扩大民间投资尤为重要。
如何打造良好营商环境？
放宽准入门槛、破解融资难题、引导投资区域流动，给企业家吃“定心丸”。
“真正好的企业，创新能力比较强、转型升级着手早，现在仍然生机勃勃、不缺投资方向，好多还在加大投资力度。”缪荣相信，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只要措施得当，民间投资活力就有望得到进一步激发。潘建成认为，要激活民间资本，最终的落脚点还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民间资本打造宽松公平的营商环境。
“畅通沟渠”——在更多领域放宽准入、吸引社会资本进入。
“PPP项目需要较长的磨合期，社会资本充分了解后才敢进入。”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许昆林坦言，下一步要推进立法保障、完善公共事业领域价格机制，以及建立合理的回报机制等，真正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刘立峰则建议，未来应将“公益性项目+经营性物业”综合用地模式扩展到城市道路、水利、教育、医疗、养老、文化、体育等公益性较强的项目中，为PPP创造更多有利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