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性实验
最理想的解决方案是根据时间和地点制定不同的电价，从而反应电力生产和配送的真实成本（含环境成本）。但是这会引起另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在所有层级都 制定合适的价格在政治上和技术上都十分困难。因此，需要制定折中和替代方案。例如，德国的上网电价政策保证了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够得到固定的收益，促进了光 伏和风力发电装机的大规模增长。然而，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普及率的增长，需要对该政策进行改革，事实上该改革也正在进行之中。并不存在单一的最佳解决方 案，我们所需要的是受控的政策实验。
第一，政策制定者必须核对这些干预是否通过了成本-收益测试。由于全世界离明智的全球性气候政策还 很远，该测试往往是一个容易通过的门槛。许多直接针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尤其是针对太阳能——是有益的，尤其是因为它们能够激励整个行业从实际市场行为 中学到新的东西，得到新的成长。
第二，任何可再生能源政策都应该使得制定全国性——以及最终的全球性——碳排放总量或碳税的可能性变得 更高。如果某项干预措施可能会不利于这一趋势，那么应该立即停止。如果某项干预措施有利于更加强有力的气候政策，那么应该积极尝试。例如，美国的清洁电力 计划鼓励灵活的、基于市场的方式来实现减排目标，并制定了在各州间进行排放交易的框架——是得到合理碳价格的一个福音。
第三，政府应该 打破围绕在电网周围的非竞争性部署。资金和监管应该支持电网的现代化，从而允许更多的可再生能源接入电网。为使每个人都公平地承担基础设施维护成本，电网 使用者必须支付费用——但是必须十分谨慎。高昂的费用可能使得部分消费者不再愿意接入电网，从而增加其余消费者的成本。增加高峰负荷阶段的可再生能源发电 出力可能反过来降低高峰负荷阶段的电价，从而降低吸纳可再生能源的激励。
第四，应该全面地审视能源领域。例如，电动汽车规模的增长可以使得全天各个时段的电力需求更加平坦，平整传统的高峰负荷。电动汽车还有助于降低电池技术的价格，加快交通和电力领域的系统性转变。
积极进取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应该有强化的气候政策与之配合。例如，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减少了德国的碳排放量，但是并没有降低整个欧盟的总碳排放量，原因 是德国的碳排放量只是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一部分。在其它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欧盟的总排放总量上限亦不变），德国碳排放量的减少，被其它国家碳排放量的 增加抵消了。因此，必须改变其它条件，收紧整个欧盟的碳排放总量上限。
以上所谈论的是需要加以整合的各个部分，将它们整合后能够增加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的穿透力水平，并获取气候政策的“圣杯”：能够起到实际作用的碳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