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这个时候，也是从PM2.5说起的。今年，空气质量依旧是公众最关心的话题之一。10月19日的北京马拉松遭遇雾霾天，选手被戏称“用生命在奔跑”；而11月中旬的APEC峰会期间，朋友圈里又在各种晒北京的晴空万里。我相信，人们已经意识到，我们的生存环境，与我们的日常行为密不可分。9月4日被曝出的台湾馊水油事件，则是另一个公众关心的社会议题——食品安全。近期发生的这一大丑闻，涉及众多台湾知名企业，其中有不少受到了致命打击。我相信，企业终要为“坏”的商业模式买单。
从2008年，国务院国资委对央企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提出要求，CSR受关注度呈几何增长，几乎成了企业管理和品牌建设中的显学。2011年，迈克·伯特在《哈佛商业评论》上撰文首次提出“创造共享价值”，更是被不少企业引用，来解读其CSR实践。但就是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期，我们更需要回到最初的圆点上，用可持续的眼光来看商业模式本身。
可持续发展，我更愿意将其直白地解释为，不能享用祖先留下的资源，却消耗子孙本应延续的财富。而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就是将原本不计入财务成本的公共资源使用考虑进来，更广泛地对人类、对地球友好。我一直认为，“可持续发展在中国”案例评选就是为了探索这种商业模式在中国的可能性。
更“好”的商业模式
对于“好”的商业模式，角度不同定义纷繁复杂，但站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来说，会有这样几种可能性：服务于被忽视的群体——蓝海，由于收益水平或成本因素，在“传统”商业模式下服务于这些群体原本成不了一门生意；产品或服务本身基于健康、人本、环保的理念，相较于同类产品和服务，在使用过程中对人更有益、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更小；企业的生产、运输、销售过程中，能够给予合作方，包括普通劳动者公平的发展机会，分享发展带来的收益，且尽可能降低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和生态环境的影响；企业内部治理公开透明，善待员工。
在欧美，经常会列举的一些案例包括美体小铺（Body Shop）、全食超市（Whole Foods Market）、TOMS等等。因尤努斯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领衔的欠发达地区乡村小额信贷模式成了金融领域的重要案例。也有类似于CORE、B Corporation这样的商业联盟，一直探索如何将对人类与地球的关注置于商业模式的核心，为更“好”的商业企业提供认证。
既然讲商业模式，与企业的主营业务紧密结合，那么盈利和规模增长是基础。这种基础基于两种可能性，其一，在原有商业模式上进行改善；其二，开创新的模式，并相信“好”的商业能获得市场运作带来的盈利回报。
事实上，中国不乏这样的新模式。1997年，郑卫宁先生在深圳创办了残友，成了日后帮助数千名残障人士通过计算机、网络、动漫等技术成功实现就业的集团公司。抛开其基金会、“社会企业”、非营利机构，三维一体的发展模式，以及郑卫宁先生的股权捐赠，残友的商业模式依然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它首先是一家成功的企业。
当然，探索“好”的商业模式之路并不好走，也不会一蹴而就，我们能够津津乐道的案例还非常有限。
互联网带来的可能
2014年最红火的中国企业应该算是阿里巴巴了。9月19日在美国的成功上市俨然是中国公众的一场全民盛宴，一时间马云[微博]的公司介绍、五位敲钟人的故事成了坊间热议的话题新闻。10月16日蚂蚁金融服务集团正式成立，取名“蚂蚁”，意味微小。无论是阿里所说的“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还是“让信用等于财富”，都让越来越多的小微企业、普通消费者通过电子商务和贸易获得了平等的发展机会，通过互联网技术和数据享受了同等的金融服务。这本身是一种庞大的“好”商业。
全国各地正逐渐涌现“淘宝村”，因一项电子商务培育出周边供应链、快递物流，甚至乡镇银行的发展，带动乡村经济，解决本地就业和劳动力回流；“公益宝贝”将社会公益的理念融合到传统的电子商务销售模式中，买家网购带有“公益宝贝”标识的商品，卖家承诺会将一定比例的销售额捐赠给指定公益机构，在这个模式中买家不需要花费成本就获得了捐赠体验，卖家以很低的花费提升了商品和店铺的品牌形象，并一定程度上促进销售，又为公益行业引入了可观的资金、传播资源；而普通公众相对不怎么了解的“蚂蚁小贷”，则是基于阿里平台上的大数据，向原本很难获得银行贷款的小微商户发放高度灵活的小额贷款，解决资金链上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