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我国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长江三峡在社会上再度成为讨论热点，其中，《三峡大坝何去何从》、《三峡大坝终将炸掉》、《三峡欠一个向国人跪地谢罪的最后仪式》等一些严重违背历史、违背科学的文章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给很多不明真相的读者造成了极大误导，因为按照这些文章的观点，三峡工程不仅不是“造福今人、泽惠子孙”的“千秋伟业”，反而成了“决策轻率、遗祸无穷”的“千古之罪”。
历史不能忘记，历史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既然社会各界如此关注三峡，那么，“为什么要修三峡、三峡工程是如何从设想变为现实、三峡工程的利弊究竟如何”等诸多原则性问题，必须尊重历史、尊重科学，给予正本清源。为便于读者更清楚了解三峡工程的前前后后和方方面面，笔者从四个角度指出关于三峡工程的不能淡忘、不能抹掉、不能篡改的15个重要史实和事实。
一、三峡工程是从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最早提出设想、到新中国成立后几代中国人（包括欧美专家）接力攀登，历经百年风雨周折而得以实现的宏伟工程。
1、孙中山早在1918年制定的《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就提出了建设三峡水闸、开发长江水电的设想。“改良现存水路及运河”是“实业计划”的第二大要务：“自宜昌而上，入峡行，约一百英里而达四川之低地……急流与滩石，沿流皆是。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以溯流而行，而又可资其水力”，“分级坝堰，改善航道，壅流发电”。1924年孙中山在讲解《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时，更具体提出了三峡水力开发问题：“像扬子江上游夔峡的水力，更是很大。有人考察从宜昌到万县一带的水力，可以发生三千万匹马力的电力，像这样大的电力，比现在各国所发生的电力都要大得多。不但可以供给全国火车、电车和各种工厂之用，并且可以制造大宗的肥料……”。
1919年，英国工程师波韦尔（Siaeny J.Powell）实地考察宜昌至重庆段的江流后，提出了便利航运兼筹水力的《扬子江三峡水电开发意见》：“重庆至宜昌河道总长643.72公里，两地高差约157米，为世界各河所罕见。水势自高而下成倾泻之势，共有江流湍急之处35所……舟行其中无辗转避浪之余地，船损事故时有发生。为便利航行，免除航运危险，兼及发电……平流时之水力，实较美洲著名尼亚加拉瀑布多30%”。民国18年,扬子江水道整治委员会工程师陈湛恩撰文指出：“波氏计划实为整治长江上游之治本方法……依照总理实业计划之四要则：一、最为有利之图；二、三峡水道为四川人民唯一出路，为国民之所最需要；三、该地人烟稀少，抵抗力至少；四、建设水力电气厂，地位适宜。以任何要则言，均有兴办之必要也”。
2、抗战时期中美订约共同开发三峡水力，世界著名坝工专家提出了兼顾发电、航运、防洪、灌溉等多目标开发的“萨凡奇计划”。1944年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萨凡奇对三峡地区进行了三年多实地考察，提出《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建议三峡水库正常蓄水位200米，指出电力、灌溉、航运或防洪四大利益之任一项都足以保证三峡大坝的建造费用，并特别强调：“扬子江三峡为一杰作，关系到中国前途至为重大，将鼓舞华中、华西一带工业之长足进步，将有广泛就业机会，提高人民生活之标准，将使中国转弱为强。为中国计、为全球计，完成扬子江计划实属必要之图也”。1945年中美签订《中美三峡工程设计合约》，约定三峡工程由美国代为设计、中国派员参加。然而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三峡工程因“财政危机、外汇困难”，奉命“暂停”。1947年美国垦务局工程师福斯脱在致信中国同事时说：“伟大如三峡计划，中国自不能久置不问，相信不久之将来，定有兴工之一日”。 仅仅隔了两个春秋，新中国诞生，为这一当时世界瞩目的“伟大计划”带来了曙光。
3、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对治理长江水害、开发长江水力资源极为重视，并成功付诸实践。他们多次亲临长江和三峡坝址视察，毛泽东主席《水调歌头?游泳》的著名诗句“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即为三峡工程有感而发。1954年特大洪灾使人们更加认识到修建三峡大坝防御洪水、确保长江中下游安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58年中央先后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北戴河会议上听取长江三峡工程的规划设计研究情况，通过了周恩来总理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力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指出“从国家长远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建设，要待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做出决定”，并批准修建丹江口水库作为三峡工程的实战准备。毛主席要求周总理亲自抓三峡工程、每年至少过问4次。关于三峡工程设计施工各种重大问题的研究全面展开。即使在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总理也未忘记三峡工程，1970年12月24日亲自向毛主席写报告建议在长江干流上“修建葛洲坝工程，为三峡工程积累经验”。60年代丹江口工程和70年代葛洲坝工程的成功实践为三峡工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三峡工程建设又提到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1984年4月国务院批准“150米大坝方案”后，重庆市委向中央提出“150米坝高方案对重庆港及其附近航道没有改善，不能满足航运要求，建议把三峡大坝正常高水位提高到180米”。若满足重庆这一要求，移民数量将从30万猛升至100万，移民工作负担之大令很多人望而却步。1985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有关汇报后指出“三峡是特大的工程项目，要考虑长远利益，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进行”。 因为有各种不同意见，1986国务院决定重新组论证三峡工程。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经全体代表表决，以67%的赞成票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决议》。
回首历史，从1894年孙中山先生提出“水力以生电”等挽救民族危亡、定国安邦之道，到1994年三峡工程在宜昌中堡岛正式开工，几代中国人历经整整一个世纪的艰辛探索和艰苦实践，三峡才从理想变为现实。三峡工程来之不易，一部百年三峡史，正是近代中国强国史、奋斗史的生动写照。
二、为何历经新旧社会变迁、不同信仰不同主张的国家领导人无一不高度重视三峡工程？因为“治国先治水”、“水利兴则天下兴”，三峡水库是治理长江水患的关键性核心工程。
4、自古以来，长江流域的洪旱灾害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尤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甚。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流域面积占全国1/5，人口占1/3，经济总量占40%以上，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长江哺育了中华民族，也带来了无穷水患灾难。从汉初到清末，长江共发生毁灭性洪水灾害214次，平均十年一次。 20世纪洪灾更加频繁，1921、1931、1935、1949、1954、1981、1983、1991、1998年都发生了大规模洪灾，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这些历史尚未久远，不能忘却：
● 1931年长江中下游淹没耕地达5000万亩，死亡14.5多万人，受灾人口3000多万。1935年汉江干堤决口，一晚就淹死8万多人。灾情震惊中外，国民政府邀国内外专家研究如何建设水库控制洪水。
● 1954年特大洪灾创历史新纪录，尽管1000多万人在大堤上严防死守，并三次启用荆江分洪工程才保证了荆江大堤的安全，但仍造成严重损害：受灾人口1880万，死亡3.3万，淹没耕地4700万亩，武汉市1/3被淹没，京广铁路100天未能正常通车。当年来华访问的前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在武汉上空察看时颇感震惊，即表示同意给予帮助、安排苏联专家组来华协助编制长江流域规划。
● 1998年发生了仅次于1954年的大洪水，且持续时间长。尽管倾举国之力抗洪抢险，受灾严重的长江中下游五省仍造成1562人死亡、2000多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
长江流域的旱灾也频频发生，1930、1934、1937、1941、1942、1959、1976年尤为严重，农业生产遭重创，人民生活之悲惨从电影《1942》可见一斑。正因江河水患使民生凋敝、经济衰退，历代执政者无一不把兴水利、除水害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5、兴建堤防和分蓄洪区都难以根治长江水患，必须修建控制性水库，三峡正是地理条件得天独厚的“枢纽”所在。长江上游2/3是山区，中下游以平原为主。“万里长江险在荆江”，即湖北枝城到湖南岳阳城陵矶的全长360公里的一段，因地势平坦洪水宣泄不畅，上游洪水又常与湘水、资水、沅水等相遇，荆江大堤洪水位常高出堤内10多米，明清史料记载溃堤事故平均10年一次，后果极严重。
通过总结历史上长江中下游的各类防洪措施发现，尽管兴建堤防和分蓄洪区也有重要作用，但只能“治标”而无法“治本”：要达到能抵御1954年大洪水的水平，荆江大堤须普遍加高2～3.5米，不仅难实现、不经济，且堤防越高潜在的危险也越大；分蓄洪区也只是防止自然溃堤决口而“两害相权取其轻”之举，在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平原地区已越来越困难。1998年抗洪抢险之艰难即是例证。
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必须有控制性主体工程，三峡正处于长江上游来水进入中下游平原河道的“咽喉”，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三峡水库的巨大库容“对上可以调蓄，对下可以补偿”，不但对防洪有显著作用，而且有巨大的综合效益。正如解放前“萨凡奇计划”所强调的“长江三峡是关系到中国前途的至为重大的一个杰作”。1958年国务院通过《长江流域规划要点》，确立了三峡工程在长江流域规划中的主体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