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已经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生态文明建设新阶段、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新时期，电力发展业已进入以绿色化、智能化为主要技术特征的新时代，主要特点表现为用电“增速换挡”、电力“结构升级”和发展“动力转换”，需要顺势而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导新常态，加快推进电力生产与消费革命。
正确认识经济新常态
自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5月首次提出经济新常态以来，“新常态”已经成为中国最新、最高频的“热词”。
近年来，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习总书记在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高度概括为九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从消费需求看，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二是从投资需求看，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三是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四是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五是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六是从市场竞争特点看，从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七是从资源环境约束看，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八是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九是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上述九个方面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其主要特点就正如习总书记出席201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中所指出的三个方面：一是“速度变化”，即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体量已今非昔比，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二是“结构优化”，即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动力转换”，即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经济更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拉动，避免依赖出口的外部风险。
认识新常态，就是应该看到，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适应新常态，就是要深化理解、统一认识，增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坚持发展、主动作为，做到观念上要适应、认识上要到位、方法上要对路、工作上要得力。引导新常态，就是顺势而为、乘势而上，要更加自觉地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
经济新常态下的电力工业发展，与各行各业一样，需要正确认识新常态，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引领新常态，顺应绿色化、智能化发展态势，加快推动电力市场与消费革命。与经济新常态一样，未来电力发展的主要特点同样可以概括为“增速换挡”、“结构升级”和“动力转换”。
准确把握未来电力发展的绿色化和智能化技术特征
电的转换和使用效率比直接利用一次能源更高。我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而就创造经济价值而言，煤炭的最佳消费方式是转化为电力，而且绝大部分非化石能源需要转换为电能加以利用，所以，提高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更有利于提效、节能和减排，更有利于有效降低能源消费总量，这些都充分说明能源发展以电力为中心日益突显。国内有关研究机构的研究表明，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可下降4%。电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既是经济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又是人民生活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国家现代化首先是国家电气化。我国电力行业发展相应进入了以安全、经济、绿色、和谐为价值特征，以绿色化和智能化为技术特征的2.0时代，具有以下鲜明的特点：
一是电力结构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比重逐年提高，2013年占比接近三分之一，2020年有望达到40%左右，未来电源结构将逐步实现从煤电为主向非化石能源发电为主的转换，到205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比重超过60%。
二是电力空间布局调整加快。布局调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最近几年在加速。常规水电转移到西南、西北水电基地，燃煤电厂加快向西部、北部煤炭基地转移，核电将从沿海向内陆辐射，西电东送等跨区跨省送电通道能力加快提升。西部地区发电装机占全国的比重从2000年的24.5%提升到2013年的33.5%，提高了9个百分点，而相应的全社会用电比重从2000年的21.1%提升到25.5%，仅提高了4.4个百分点。
三是电力发展形态调整加快。一方面传统能源发电继续延续大型化、基地化、跨区输送的路径发展，呈现出“大”的是好的属性。另一方面也相继出现了分散化、小型化、分布式发展的新形态，除小水电、接入配电网的新能源发电、综合资源利用发电和小型煤层气发电外，将大量出现分布式太阳能发电、基于天然气的分布式能源系统、智能微网、智能家庭能源系统、电动汽车以及小微型储能装置等新形态，这些新形态尽管价格相对较高、需要国家财政补贴，但与自身大型化发展相比具有比较优势，表现出“小”的是美的属性。未来“大的”数量少但规模大，“小的”数量巨大但规模小，更多是双向流动，对电力系统影响大，客观上需要智能电网来支撑大规模发展。
四是电力系统与用户、社会互动加深，新型商业模式加快出现。用户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需求逐渐显现。从电力系统到用户的传统单向流动加快转变为双向乃至多向流动，新型商业模式创新加快。
要实现电力行业安全、经济、绿色、和谐发展，客观上需要加快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智能电网，通俗理解，就是把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智能控制技术等新型先进技术和新材料技术、新型储能技术，与现有电力系统持续全面深度融合，进行智能化升级换代，从而逐步形成全新的电力系统，实现电力行业更安全、更经济、更绿色和更和谐发展。
增速换挡：全社会用电进入中速增长期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步入工业化中期，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带动全社会用电相应高速增长。尽管2008年遭遇世界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在本世纪前10年，国内生产总值仍然保持年均增长10.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分别为23.0%、14.9%和20.2%，带动能源消费和电力消费即全社会用电量高速增长，年均增速高达8.4%和12.0%。前10年经济发展取得持续高速增长的瞩目成就，主要受益于我国巨大的人口红利、高储蓄高投资增长率和进出口贸易高速增长。与此同时，经济的系统性稳定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伤害，一是高信贷与货币投放的膨胀加剧;二是国民收入分配和经济结构失衡日益加剧，经济、金融和地方财政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度上升，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广大民众没有真正享受到更多的改革发展成果，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失衡，城乡和地区结构不平衡加剧;三是引发了越来越严重的能源紧张、资源短缺、生态退化、环境恶化、灾害频发等问题。很显然，这种经济旧常态本身有着向新常态过渡的内在要求，表现出明显的经济、能源消费和电力消费难以继续维持高速增长态势，2011年三者依次增长9.3%、7.1%和12.0%，2012年依次增长7.7%、4.0%和5.6%，2013年依次增长7.7%、3.7%和7.6%。
未来经济发展速度主要取决于经济潜在增长率，实际在围绕潜在增长率上下波动。潜在增长率可以理解为一国(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主要受劳动投入、资本投入、技术生产率三大因素和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全球经济再平衡等国际因素影响，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换挡”到中高速增长周期。从劳动投入看，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2年首次出现绝对下降并将延续下降态势，意味着全社会劳动投入增长将逐步放缓，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从资本投入看，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被抚养人口增加，抚养支出上升，过去因人口负担轻而能维持高储蓄率-高投资的态势难以持续，今后将随着储蓄率的下降，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增长也将放缓，高储蓄-高投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从生产率看，技术进步是非常缓慢的过程，代表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也难以短时间大幅提高。以互(物)联网技术与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日趋深度融合为基础，以分布式能源、大规模定制和个性化制造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或四)次工业革命，既能够促进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分布式能源发展，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又能够采用诸如3D打印技术等基于物联网的数字智能技术，企业只提供数字化模型，用户和代理商可用3D打印机通过利用各种材料和采用叠加工艺等，将产品“打印”出来，过程无需人工参与，所需原料远低于传统生产方式，能源消耗也远远低于传统方式;还能够采用工业机器人和数字化制造等，使制造业对工人的依存度大幅下降，劳动力成本也会随之大幅度降低，制造业不再与工厂、工人密不可分，使得国际分工不再主要取决于劳动力成本，即便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可能向资本密集型转化，进而使新兴市场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趋于消失，不仅会导致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空心化，而且会反过来让缺乏自主创新和创意的新兴市场制造业空心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最终影响世界各国在全球工业体系中的分工地位和现实利益，世界经济格局和全球产业版图可能因此发生巨变，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很有可能在制造业中再度领先，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制造业则可能因不能顺势而为而失去优势。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世界发达经济体认识到长期“外包”政策和国内产业空心化带来的全球经济失衡的重大影响，力求“重新回归制造业”，重构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矫正全球经济失衡。例如，美国通过调节税收政策来降低制造业的税收负担，以提高制造业吸引资本和投资能力。美国产业升级的战略核心在高端制造，着力纳米技术、高端电池、新能源与新材料、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等领域，推动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创新的集群发展，保持在高端制造领域的研发领先、技术领先和制造领先。制造业回归将促进新一轮全球供应链及国际分工体系再重组，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全球经济再平衡，意味着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将减弱。
电力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全国用电需求增速也相应进入“换挡期”，即从过去高速甚至两位数增长进入4%～6%的中速增长周期，更长远看还会进入中低速乃至低速增长期。“十二五”前三年，用电年均增长8.4%左右，2014年用电预计增长3.8%左右，2015年预计增长4.5%～5.5%。“十三五”用电年均增长在4%～6%间中速增长。从地区分布看，东部地区仍然是全国用电负荷中心，但用电增速和占全国的比重将逐步下降;西部地区经过大开发的5年培育期，2005年后用电增速开始发力，已经成为当前和未来用电增长的领头羊和火车头。从用电结构看，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用电可能中高速增长，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稳步提升;第二产业用电增速回落，其中高耗能行业继续中低速增长，而新兴战略性产业用电保持中速增长。2020～2030年期间，全社会用电再次换挡到2%～4%的中低速周期，东部地区用电低速增长，而西部地区用电中速增长。全国全社会用电在2030年左右基本达到饱和，开始进入2%以下的低速增长周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