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违背法理设立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也产生一些后遗症，那就是赔偿资金由谁管理的问题。目前大多由地方政府管理，而地方政府往往因为监管不力才导致环境污染问题，而让他们去管理该项资金，显然不合适。建议修改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收窄诉讼请求的形式，仅限于请求停止侵权等行为救济，让诉讼请求回归设立公益诉讼制度的本意。
用虚拟治理成本计算生态环境损害数额并不科学
质疑之四是，赔偿费用的计算方法和利用范围是什么？
关于赔偿标准，本案中，单位治理成本分别按0.56万元/吨、0.68万元/吨、0.33万元/吨计算。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为虚拟治理成本的3-5倍，鉴定报告取参数5，虚拟治理成本分别为713万元、2002万元、31万元，共计2746万元。几年前排放的大气污染物，风一吹，早稀释并扩散很远了，有的甚至已经被环境降解了，鉴定机构用虚拟治理成本为计算标准且以虚拟治理成本的3-5倍来计算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一些环境法学者认为，难以说科学。在赔偿费用的利用方面，即使认可赔偿损失的请求合理，那么赔偿费用的使用范围也要合理。
本案中，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因超标排放污染物造成的损失2198.36万元人民币，用于德州市大气环境质量修复。由于大气污染物是扩散的，排出后肯定扩散至德州以外，损害其他地方的大气环境质量，而赔偿的费用却仅用于德州市大气环境修复，从费用利用的区域来看，显然不合理。判决中指出的修复现在的“德州市大气环境质量”，显然不是以前受损的大气环境质量，因此，判决不具有对应性。
除外，环境法学界普遍质疑律师费及诉讼支出费用的判决结果。法院认为，原告关于律师费仅订立委托合同，未实际支付，法院不予支持。而一些环境法学者认为，按照《合同法》，应当支付的尽管目前未支付，但也属于必须支付项，也应得到法院判决的支持。我们支持后者的观点。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