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背景下，绿色金融其实已经演化为一种真正的竞争力，金融部门显然不会无视这一新的竞争力发展趋势。当然，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本土兴起绿色金融还离不开另一个背景，即彼时国际经济加速进入全球化时代，逐步饱和的传统制造业产业开始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其实也为绿色金融体系在发达国家本土的发展创造了空间和条件。当然，故事的另一面是，尽管绿色金融在发达国家的发展有着较早的历史，但基于同样的逻辑，除了少数几个有关国际环境合作的项目之外，绿色金融的理念并没有在上世纪90年代随同经济的全球化普及到发展中国家。
在中国，对绿色金融的相关应用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但一直到2013年左右，绿色金融才真正迎来发展的良机。其直接原因在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实则为金融部门与环境保护部门的结合奠定了至关重要的理论基础。如果将环境质量也视为一种要素，如何通过市场来优化其配置？答案很简单，那就是要借助于市场的工具，以及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来实现这一点。作为市场中重要的资源定价者和配置者，金融部门无疑首当其冲。当然，仅仅有这一点还不够，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过去的数十年里，经济的快速增长留下了大笔环境欠账，在环境与经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现在必须还上这笔历史欠账。
如何还上这笔欠账？和西方发达国家当年的情景不同，目前的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留给我们进行环境治理的时间并不多，必须在进行环境意识动员、制度动员和经济动员的同时同步引入市场化工具，由此，绿色金融应运而生。经过西方发达国家多年的发展，引入绿色金融的最大好处在于，一方面，通过创新投融资体制和机制，它可以为环境保护部门输血，也就是“加杠杆”。据初步估计，在当前，环境保护的各种资金缺口大约在4万亿元～5万亿元左右，而政府性投资仅能解决其中的15%～20%，其余的缺口怎么办？只有动员私人部门加入。而没有金融工具的支撑，私人部门的积极性恐怕也不高。另一方面，绿色金融其实可以为众多产能过剩部门“减杠杆”。简单而言，就是要通过环境规制和标准将市场资金从传统的制造业部门挤出来。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政府部门的环境规制之外，更离不开金融部门和市场的相应支持。
当然，在绿色金融的发展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正如G20公报中所言，“绿色金融的发展面临许多挑战，包括环境外部性内部化所面临的困难、期限错配、缺乏对绿色的清晰定义、信息不对称和分析能力缺失等”。其实，最核心的问题在于，金融如何为环境产品和服务进行定价？不论是传统的污染物排放如二氧化硫，还是新兴的污染物排放如二氧化碳，其真实价格既取决于排放所造成的社会成本，也与其减排的机会成本相关。如何准确计算这些成本的规模至今仍然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黑匣子。可以说，缺乏对这些成本科学的估计，金融部门有可能在外部性内部化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低估或高估环境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不论是哪种情况，都是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的极大隐患。而应对这些挑战的基本原则就是，在发展绿色金融的过程中秉持环保的基本要求，遵循环境的发展规律。
总之，经历经济增长下滑后在新一轮全球经济复苏之际，我们将着眼于绿色发展，推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绿色化，金融部门也将迎来一次绿色金融大发展的良机。在探索内在规律和机制的基础上，推动绿色金融的健康发展正当其时。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