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增多，可能会影响生产力。贝莱德称，平均温度超过15度时，平均温度每上升1℃，日生产力将下降1.7%。但是，气候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与地理位置密切相关。比如东南亚低于海平面的城市受洪水的冲击是不可估量的，但是对于寒冷地区，比如加拿大和俄罗斯，气候变暖却是有可能提高生产力的。
因此，贝莱德提出，未来在追踪指数时，可以在规避可能的气候风险时寻找交易机会。毕竟，对不同地区的气候风险评估还有研究空间。
第二个可能的机会来自新兴行业对传统能源业的冲击。技术改变生活，同时也改变投资方向。试想一下，电池和无人驾驶的条件足够成熟后，路上行驶的都是电动车，那么传统汽车和石油行业无疑会遭到重创。
国际能源署IEA预计，如果2025年路上有2500万辆电动车（美国乘用车规模的十分之一），那么煤炭会节省下将近100万桶原油，这大概相当于2016年全球增长的原油需求。
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监管则是第三个机会。截至去年11月，共有168个国家提交了国家自主决定贡献方案（INDCs，各国自主提出的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计划），这些国家覆盖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近91％。
贝莱德认为，绝不应低估政府监管对行业的影响。政策可以影响消费习惯，许多国家规定逐步淘汰低能效的白炽灯，并鼓励投资进入LED灯。2010年以来LED灯价格下降了90%，但目前灯泡的照明时间上升了84％。政策可以影响行业发展，西班牙政府在2008年向太阳能发电行业提供了行业补贴，大量的太阳能电厂短时间迅速涌现，西班牙一度成为世界最大的太阳能光伏市场。但西班牙政府逐步下调补贴后，该国太阳能发电市场几近崩溃。
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太阳能市场都有类似经历，因此贝莱德认为这一行业并不是好的投资标的。贝莱德看好半导体行业在电动汽车的发展中获益。
而最后一个产生机会的地方，是气候变化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影响。
媒体频繁提到全球变暖、节能减排，尼尔森的研究显示，目前三分之二的消费者更倾向选择“可持续发展”的品牌，2014年的这一人数占比为55%。消费者的偏好，加上NGO和活跃的社会人士的影响，大型企业也不得不改变供应链结构“转型”。
贝莱德指出，对于长线投资来说，关注不同地区的气候风险评估是必要的。而对短期投资者来说，关注目前的政策更重要。如果保持目前的政策，本世纪末温度可能上升3.3-3.9℃，但巴黎气候协议达成的气温目标，是2100年前全球气温平均升幅不得超过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