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雾霾汹涌，又是爆表到1200的水平，又是逼得飞机不敢降落，让本对雾霾有了审丑疲劳的人们又有了痛感。追问雾霾源头中，也追出了一些怪象，一些地方治霾不力，“隐霾”却各出奇招——不去竭力驱霾，而是把心思用在干扰大气监测点制造虚假大气数据上。有的往监测机器里塞棉花，让机器测不到真实数据，石家庄在监测点旁让保安拦截卡车，为让该路段上大气环境监测站环境监测数据“好看”一些。
而河北经贸大学校经常出现洒水车，路面也常常是“湿漉漉”的状态。工作人员向笔者证实，车是环保部门的车，因为院里有一个空气质量监测站，洒水车为它而来。
那些看起来还过得去的环保数据，原来是这样洒出来、吹出来、挡出来的，真让人大开眼界。公众每每抱怨雾霾问题时，总有官员说：其实从数据来看，这几年空气质量越来越好了，治霾取得了不小成果，雾霾呈下降趋势，可能公众还没有感觉到，公众感觉跟专业数据有时会有偏差——总之一句话：不是我们治霾不行，而是这届公众的感觉不行。明明数字越来越好，怎么就感觉不到呢？
现在看来，不是公众感觉出了问题，而是有人故意让大气监测数据出了问题。干扰了大气监测点的嗅觉，然后再用失去嗅觉的大气监测点测出来的数据去否定公众的嗅觉和视觉。
其实，面对“干扰大气监测点”这样的环保丑闻，不必感到惊讶，其实这是当初在设大气监测点的时候就能想得到的、也应该去预防的腐败。别说某些官员能想到这种方式对付监测点，我从未做过环保工作，随便想想都能想到这种毫无技术含量的方式，因为漏洞太大了。出现如此荒诞奇葩的造假，既要谴责造假者，也应该反思环保数据的监测方式，给造假留下了太大的漏洞，连这种轻易能想到的丑行都未能预防。
数字和形象造假已经成了一些官员的习惯性思维，屡屡让公众大开眼界，在制度设计时必须不惮以最大的警惕去进行防范，想像出最坏的结果。绿色政绩之下，不去努力种草种树增加绿色，而是在荒山上刷绿漆，让人在远处望去一片绿色；扶贫政绩下，没有耐心去精准扶贫，而是在土坯房外砌一面墙挡住贫穷，名为“遮羞墙”；某些地方违规毁农田修马路，为了应付上级部门的复耕检查，将马路用土盖上种好黄豆，挖开土就能看到下面的柏油路；某地为了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在一条臭水沟旁竖起一道“创卫墙”。某地人行道旁种植的大量棕榈树因气候不适、养护不善等因素陆续枯死，相关人员在枯死的树上钉上了绿色的塑料枝叶，从远处看几可乱真，但走到跟前，可以看到叶柄部钉入了多颗铁钉。
梳理一下，这种“遮羞道具”太多太多了，数不胜数。用棉花塞缝、保安挡车、洒水降尘来干扰大气监测点，都属同样的遮羞思维。
面对层出不穷、不断升级的遮羞道具和遮羞思维，面对时时想钻制度漏洞的官员，制度设计者千万不能当“傻白甜”。制度设计在逻辑起点上应该摆脱那种“天使假设”，别把官员想像成有充满道德自觉、能自律的天使，而应该有“无赖假设”思维，即将所要监管和规范的对象想象成会想方设法钻空子、绞尽脑汁做坏事的无赖，尽可能想到他们的各种无赖手段，然后予以防范。对“最坏的可能”有先期预见和预先防范，以“防范最坏可能”为逻辑起点，才会防范出现那些可能。也就是说，在设计大气监测点之初，就应该想到官员会钻这样的空子。
遮羞道具层出不穷，监管者永远别当傻白甜，应有“无赖假设”的防范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