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目前，国内七大碳交易试点均推出了相关碳金融产品，包括碳信托、碳债券、碳保理、碳资产抵押等衍生品。除此之外，传统金融机构如银行、证券交易机构等，也正抓紧形成适应低碳经济发展的新金融模式。据了解到，目前绿色金融工具发展和绿色项目投资较为乏力。去年，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理事马骏博士曾公开表示，“我们估计绿色产业在今后5年当中，每年需要投入的(资金)数量达到2万亿(元)以上，约3%的GDP。在全部的绿色投资当中，预计政府出资的比例在10%至15%，社会投资的比重要占到85%至90%。”
多位专家均指出，从全球经验来看，可持续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投资问题，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缺乏鼓励绿色投资的激励机制。
引导资本有效流动
实际上，建立绿色金融体系从而引导大量民间资本进入绿色行业至关重要。
2007年，原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微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标志着绿色金融在我国开始发展。绿色金融是指金融机构将环境评估纳入流程，在投融资行为中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注重绿色产业的发展。
“总体来看，我国的绿色金融总需求包括财政资金和金融资金，今后六年左右，少则需要约20万亿元，多则需要约26万亿元。”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认为。
马中进一步表示，长期以来，我国环境保护资金和环保投资的比例较低。到“十二五”最后一年可能达1万亿元，但与60多万亿元的GDP和40多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相比，显得有些微不足道，所以必须大幅提高绿色金融的水平和规模，才能够实现环境保护要求。
在马中看来，中国绿色金融的资金需求体现在几个方面，包括能源部门、基础设施、环境修复、工业污染治理和资源节约等。仅修复地下水质量一项，取决于不同的修复技术和修复标准，大概需要3万亿~10万亿元，时间持续近20年左右。
面对发展绿色经济的巨额资金投入需求，如何解决？
对此，英国碳贸易资本有限公司碳金融总监寇维维表示，“依赖公共部门的资金肯定不够，可以把公共部门的资金作为种子资金，撬动更多机构参与。比如在丹麦，其公共资金可以撬动8倍私营部门的资金。”
英国气候债券倡议组织首席执行官肖恩·基德尼亦对记者表示，“政府要制定一些政策帮助我们引导资金流向，让钱进入到环保领域。”
马中指出，政府的财政投入非常关键，可以有效引导资本流动。“采用转移支付方式支持一些环境类投资、环境项目，同时建立各种形式，如资金和股权收益权、经营权等，包括现在非常热门的PPP，这些都可以通过财政资金介入实现有机结合，推动绿色金融资金供给的有效实现。”
据挪威驻广州总领事馆的总领事艾思朋介绍，该国800亿美元主权财富养老基金最近做了一个重要决策——将在煤矿公司的投资撤出，这能极大地推进全球的绿色经济发展。中国同样拥有庞大的主权财富基金，挪威的经验也许有借鉴意义。
机制创新仍是关键
“过去三年，国际绿色债券的增长迅速，今年会有700亿美元的发行量，明年将会达到1000亿美元的发行量。”肖恩·基德尼介绍称，这一市场规模主要是由国际机构投资者驱动，已发展到原来的三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