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物减排比碳减排迫切
尽管控制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都是重大国家需求，且两者密切相关（如改变能源结构能够同时降低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但两者的目标和解决途径非常不同。虽然有些大气污染物（如黑炭）既导致大气增温，也影响人体健康，但多数影响气候变化的物质和影响人体健康的污染物并不相同。因此，减少了碳排放不等同于减少了污染物排放。如何实现国家目标，需要科学地认识气候变化和污染危害的成因、控制手段和控制成本。简单地将两者混为一谈，会导致效率下降和增加无谓成本。
由于我国尚处于发展阶段，尚有大量人口处于贫困状态，能用于减排的财力有相当的局限性，碳减排和污染物减排策略需要考虑实际国情，并有充分科学的依据。
就目标而言，降低碳排放的气候效益是全球性的，而改善大气质量的效应是局地的。由于历史上发达国家已经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而碳在大气中存留时间非常长，目前大气增温的主要贡献值是发达国家。根据北京大学李本纲课题组最近在Nature上发表的研究成果，尽管中国目前是碳排放第一大国，但对当前（以及未来数年）的大气增温效应的贡献只占10%左右。这一证据充分支持我们在碳减排方面应当负有不同于发达国家的责任的策略。
相比之下，中国目前是受大气污染导致的健康危害比较大的国家。因此，污染物的减排应该优先于温室气体减排。换言之，中国的优先目标应该是首先考虑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改善中国民众生存的环境质量，减少污染导致的健康危害。同时兼顾削减碳排放，为改善全球环境做应有的贡献。盲目跟随碳排放主要贡献国和某些国际组织，在减碳方面过多投入的做法不符合中国国情。
如何在允许的投入水平下，获得最大效果需要系统科学研究的支撑。有些不顾中国国情和科学事实的做法（如碳储存）是劳民伤财，另一些则可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譬如，黑炭既是大气增温剂，也是PM2.5的主要成分之一，减少黑炭排放可以获得大气和健康双重效应。而减少黑炭排放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农村生活源固体燃料的替代。再如，二氧化碳主要源自化石燃料，特别是煤的使用。减少电厂用煤（如改气）可以有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但是由于电厂单位燃煤排放的许多污染物远远低于生活燃煤，电厂改气导致的污染物减排效率极低。反之，将生活燃煤改成清洁燃料，其污染物减排效率很高，不仅可以有效改善区域大气质量，也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室内空气污染问题。此外，治理灰霾的直接结果是降低大气中颗粒物的水平，而大多数颗粒物的存在会降低温室效应。可见，治理灰霾的结果会引起某种程度的大气增温。这显然与减碳的目标是相悖的。
综上所述，系统分析减排的目的、途径、效果以及成本，是确定科学减排策略的必要前提。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和正在取得显著进展，如何系统整理相关成果，弥补研究短板（如政策分析和成本效益分析），并将相关成果用于科学决策是目前的重要工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