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企业和传统能源大用户，由此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如：
能源企业和高耗能企业是否倾向于选择环境税更低的地区？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环境底子较好的地区，政府可能会选择牺牲部分环境换取地方经济发展。今年11月曝出云南先锋化工污染屡禁不止，督察组“在与干部谈话和走访问询中发现，云南省一些地方和部门不少领导同志认为云南省生态环境基础好，环境容量大，有点污染无所谓，环境保护工作主动性不够。”在这种情况下，能源企业和高耗能企业可能会出现厂区迁移，以求减税。
收税标准和权利的下放，可能带来地方政府借此寻租，企业尤其是缴税大户的能源企业需要和地方政府谈判的局面呢？如果这个前提成立，能源企业和高耗能企业的竞争，就不仅仅是市场层面，还有政府关系层面。新兴或小规模的能源和高耗能企业，就要面临大公司在市场和政策两方面的双重夹击。对于有政府资源优势的企业来说，则增加了法律法规方面的风险。
GDP增长压力下的地方政府，会不会通过降低环境税，吸纳高排放企业入驻办厂呢？上述问题我们不得而知。
好的方面是，企业使用清洁能源的动力和意愿有可能增强。太阳能、风能、核能等能源排放较低，用能企业在税负成本上占有优势。同时传统能源价格可能因税升高，一定程度上拉近了传统能源和新能源的价格差，企业会更倾向于采用清洁能源。另外由于目前环保税不计碳排放，天然气用户受环境税影响较小，鼓励了企业更多采用天然气替代煤炭。
企业也可趁此机会重新计算环境成本。如果减排红利足够弥补环保改造和设备运行成本，企业不妨提前布局。未来环境排放成本只会越来越高，越早改进，越有利于拉低长期的环境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