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回头看这场争论，王鹏程感觉有点像“过家家”，大家皆是满腔热情要投到农业中去，却无法理智应对经营问题。
“要做好三五年内挣不到钱的准备。”王鹏程这样总结。“慢”是农业特性，必须耐心经营。但现代社会其实很难有“慢”的空间，郭锐的搭档就因此退出了银林农场的经营。农场以公司方式经营，农场合伙人工资微薄，难以负担起家庭在城市的生活，种种压力下他只能回城上班。农场也留不住其他打工的年轻人，平均工作三四个月便会离开。王鹏程还记得在他的农场工作最久的那位小伙子，皮肤晒得黝黑，也喜欢接近自然的生活，但是农事辛劳，加上家人施压，他在半年后离开了。
农场关闭后，陆续有人找到王鹏程合作开农场，或是直接投资，但是他都拒绝了。经历一场纷争后，他慎重许多。他更希望基于自己的能力与实际需求去经营农场，坚持自然农法。
“中小型农场的经营是农业生产中效率最高的。”国际社区支持农业联盟URGENCI副主席、分享收获CSA创始人石嫣曾参与创立全国第一家CSA农场“小毛驴”，她认为生态农业可以“小而美”，关键是不能“太着急”，否则技术、经营经验不足容易造成亏损，越亏越着急。她创立分享收获农场时最先做的是找会员，在此基础上进行生产管理。“把握住CSA产销关系这一核心，深入了解CSA运营方式，通常不会亏损严重。”现在，分享收获CSA已对接600户会员，年收入1000万元，年利润率（作为社会企业，农场收益都放入生产再投入）10％左右。
可期的未来
郭锐的农场在2014年与沃土工坊协作后，经营情况得到改善。位于广州番禺的沃土工坊是为农户提供销售渠道的社会企业，原是广东地区小农考察、宣传CSA理念的志愿团体，如今已经拥有线上的微信商城，网罗全国各地的生态农产品，营业额突破一千万。郭锐是沃土工坊的其中一家合作农户，每年双方会协商各个季节计划种植的菜品，每周二、周四则是蔬菜生鲜的配送日，沃土工坊会派专车到农场对接。
“平台方面的自组织相对成熟一些，城市消费端和农村生产端的自组织还在探索，当然可以看到一些萌芽。”有机农业的支持型NGO“社区伙伴”（PCD）的项目统筹陈宇辉这样认为。
“社区伙伴”在内地推广CSA模式十多年，与企业、市场不同的是，作为公益组织他们更关注CSA在建立消费者、食物与土地的链接、寻求公平贸易等方面的诉求。因此，“社区伙伴”曾对有机农业热潮抱有担忧。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后，公众对于健康食品的关注陡然增加。2010年，有从业者在全国社区互助农业（CSA）大会后，与社区伙伴分享了他们的见闻：似乎这股热潮比较混杂，许多人抱着投资的态度卷入CSA运动中。
梳理过往经验及案例后，“社区伙伴”认为城市消费者出于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恐慌而参与的CSA活动，可能会忽略对于农村社区、农民、环境保护的关注，而这些都是CSA运动的重要内涵。
“社区伙伴”开拓新的工作策略，尝试与当地的CSA组织合作开展城市端的教育与组织工作，同时也与梁漱溟乡建中心及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等伙伴合作加强农村社区的建设。
2014年，沃土工作坊建立非营利组织“沃土可持续农业发展中心”，协助农民技术提升、减少外来投入。其《可持续农业》杂志采写各地的优秀种植技术，致力于可持续农业的推广，郭锐用中药渣堆肥的方法就被收录其中。
“政府政策支持这一块也很重要。”石嫣认为生态农业CSA的发展需要整个社会环境的发育。政府更需要做的可能不是单个的农场支持，而是营造好的生态农业发展环境，例如针对生物肥料，农产品本地运输费用的补贴，推动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使有志于农业的返乡青年安心经营，无住宿、孩子教育的后顾之忧；同时CSA需要一个行业协会，各个经营生态农业的生产者、平台方联合起来，推动市场教育、技术推广、经验互助；农民与消费者各司其职，做好监督与互动。
“我们在坚持阶段。”郭锐农场的合伙人赵师敏这样认为，“我们一直在坚持阶段。”郭锐补充，数年探索，他深刻体会到CSA农场经营的难处。他们与王鹏程意见一致，健康的农业必有前景，因为粮食、土地、环境始终关切人类发展，像他们这样的小农场得到政策与市场的支持、转向盈利是可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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