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环境下，全球低碳发展、清洁发展对电力结构调整提出新的要求，而新能源发电的间歇性、波动性与燃煤发电比较还有较大距离，同时成本与煤电相比还较高，其碳成本还没有真正进入到经济核算系统中，增加了新能源财政补贴压力和竞争性压力。王志轩表示，弃风、弃光形成原因的复杂性，导致了解决方法也多种多样，“同样需要系统协调和推进”。
上下求索
弃风、弃光等问题关乎电源系统的布局、结构、输送通道以及就地消纳和整个电网平衡的问题，问题虽多，但解决新能源发电消纳难题的政策也在不断推进。
目前，国家能源局已经开始对部分燃煤机组进行改造，使其能够在更低负荷下运行，便于更加灵活地参与电网调峰调频。抽水蓄能电站和气电调峰机组也都已经开始建设，“国家规划2020年完成2.2亿千瓦的煤电灵活性改造，力度很大。”王志轩说。
输配电网的建设和改造也在进行，依靠外输通道，把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富余新能源发电跨省进行消纳，同时也要进行配网的建设和改造，以满足就地消纳分布式电源接入和外部输入新电源电能的需要。同时，新型储能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也正在推进。
在3月5日政协委员分组讨论会上，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理事长刘振亚在发言中强调，清洁能源的开发与配置失衡，煤电发展没有考虑资源禀赋、环境制约、投资效应。“其实，哪儿缺电不一定要在哪儿建电厂，而是要在有资源的地方建，再用电网送过去”。
“美国燃气轮机的装机比例比煤电还要高，一些发达国家灵活调节的电源比重已经达到30%以上。”王志轩说，制定灵活性调节电源制度，没有一定的电价政策和市场机制是不行的，“我国的市场化机制落后，也影响了建设灵活性调节电源的积极性”。
所有的措施目的都是为了体现新能源的商品属性、社会属性和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作用，“要正确处理在新能源发展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逐步过渡到让市场对能源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王志轩指出。
相关的政策激励机制也应该完善，王志轩提到，比如峰谷电价和分时电价政策，建立健全常规能源为新能源调峰的辅助服务、补偿机制和市场机制。
道阻且长弃风、弃光问题的研究是2016年中电联的三大课题之一，也是今年全国两会上经济界和能源领域政协委员们关心的话题。
3月6日举行的政协分组会议上一场关于缓解“弃风、弃光”的讨论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司令员华士飞在分析将新疆的风电“西电东送”的成本后表示，“这与当地的电价相比仍然是经济的”。
国家能源局在年初印发的《2017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中提出，“严格控制弃风限电严重地区新增并网项目”“对弃风率超过20%的省份暂停安排新建风电规模”。
在今年1月的国家能源局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何勇健表示，“弃风”“弃光”问
主要体现在能源系统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要通过能源系统整体优化来解决这一问题。
王志轩指出，解决弃风弃光问题，根本手段还是要严格执行规划。需要根据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大力发展抽水蓄能、调峰气电、煤电灵活性改造等消纳手段。需要进一步促进可再生发电跨区消纳，在继续建设电力外送通道的同时，国家需要对跨区消纳开展更强有力的统筹与安排。
国家电网公司在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了20项措施缓解弃风弃光问题，并表示力争到2020年根本解决新能源消纳问题,弃风弃光率控制在5%以内。
“国家‘十三五’能源发展规划和电力发展规划都提出了要在‘十三五’末力争将弃风弃光率控制在合理水平，有关领导却解读为努力把‘三北’地区的弃风弃光率控制在5%以内，这是不对的。”王志轩认为这一任务仍非常艰巨，“除了国家电网公司的努力外，也需要政府部门和各主体的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