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下图可以看出，虽然生活垃圾焚烧率从55%增加到100%，但一般废弃物焚烧量处于下降趋势。但事业废弃物占比从20%左右，增加到40%左右，使总进厂量维持在全部焚烧厂的焚烧最大能力上
4、7%厨余赠予公众，其余外运至堆肥场
《台北北投垃圾焚化厂营运管理及环境品质检测报告2016》也说明：“本厂依标准作业程序执行翻堆作业至半熟化后，将半成品外运至堆肥厂继续后续作业。”焚烧厂毕竟不是堆肥场，只是执行翻堆作业，7%的厨余做成肥料送给焚烧厂周围公众，剩下的由堆肥场处理，目前储坑仅存累计进厂量的0.4%。厨余利用的确是目前台湾省需要解决问题，但除了以工业化的方式处理厨余成为猪饲料以外，台湾省也在探索其他方式，如每家使用厨余发酵桶堆肥、沼气发电、集中堆肥等综合利用方式，这都是替代选择，但可以肯定的是焚烧不是厨余处理的理想方式。
根据台湾省的教训，对大陆来说，可以预见的是：如果各个城市不对焚烧厂的数量进行控制，垃圾分类减量还没做其意义就已经归零！工业等废弃物焚烧将成为城市新的污染源！
2014年9月4日，浙江省温州市曾发文《关于禁止工业垃圾进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处置的通知》，要求市区临江、永强、东庄等三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禁止工业垃圾进入。原因是鞋服下脚料为主的工业垃圾焚烧后会产生有毒物质，不利于环境。可见工业垃圾对进入生活垃圾焚烧厂已经在伺机而动了，甚至已成既定事实！
5、关于自用电率等数据
（1）每个焚烧厂都有其不同的自用电率，在数据采用上已经进行过反复核实。高安屯的自用电率取自电力工业统计资料汇编（2010-2014），相对于直接访谈得到的数据，这是我们能获得的最可靠的客观数据；鲁家山由于2015年才开始满负荷运营，没有统计资料，仅能采用竣工验收报告的数据。这些基本数据的不全反映了我国生活垃圾管理上信息公开的不足。（2）折旧计算，采用直接成本法，即根据政府实际支付的建设费用求取焚烧厂的年分摊成本。采用年限法中的直线法，即假设建筑物的经济寿命（特许经营期30年）期间每年的折旧额相等。（3）土地成本，采用机会成本法，即用所牺牲的替代用途的收入来估算。用目前焚烧厂所在土地的基准地价与焚烧厂占地面积之积作为土地价格，使用等额序列支付现值法作为每年土地的租金价格，且仅计算政府补贴部分。（4）三个焚烧厂由于飞灰是经营主体自己承担，所以记为0，并未记为成本。
从数据角度，由于我国城市政府没有公开的生活垃圾管理成本专项统计或核算，仅公开公共财政预（决）算报告中的一个指标，即“城乡社区环境卫生”项目支出，范围广大且无明细数据，生活垃圾管理成本犹如黑箱。这使多方求取补贴而以低成本误导公众成为可能。相比先进国家和地区的管理水平，生活垃圾管理的统计与信息公开亟需确定标准。
6、二噁英排放健康损失评估使用美国公开法规的方法，我国亟待建立危险空气污染物风险评估制度，源头控制二噁英是世界共识
地形气象数据都是公开的标准数据；排放数据也取自焚烧厂自身的环评报告与二噁英监测报告。数据均在合理范围内。
估计方法是国际上成熟，但在我国还未使用的健康损失评估模型。“监测不到的水平”并非是安全的。本报告采用的美国公开的法规方法，即扩散模型+暴露途径分析+剂量反应方法。
焚烧厂0.1ngTEQ/Nm3的排放标准并不能保证城市居民有“充分安全的边界”。随着焚烧厂数量的增加，或者环境介质中二噁英背景浓度的增加，居民的暴露值及致病风险也随之增加。对此，美国EPA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危险空气污染物的风险评估，包括对危险空气污染物致癌风险和非致癌风险的评估。加州对危险空气污染物进行风险评估，计算单个污染物的个体终身致癌风险后发现大于一定概率的，需要进行风险减量。
预防或减少人类接触二恶英的最佳途径是通过控制源头，也就是说，严格控制工业过程，以减少二恶英的形成。相信这才是世界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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