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茵认为，应当通过立法从源头治理，促进垃圾分类回收与无害化处理。例如,以立法形式确定利益和责任管理的分配,让有能力、有资质、取得政府许可的专业公司能长久、规范经营。
垃圾终端设施建设选址难
一些委员指出，在立法解决源头问题的同时，垃圾处理的终端建设也应引起注意。“我们调研的9座城市垃圾清运量年增长率大多超过10%，多数地区处理设施建设速度远跟不上垃圾增长速度。西部省区基础设施建设缺口更大。”张基尧说。
“我调研了北京、杭州、兰州3市的情况,近10年来3市垃圾的产生量都接近翻了一番，但终端处理方式却举棋不定，能力建设长期停滞。”全国政协常委、原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关凯对此深有同感。
委员们发现，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除了对源头减量的认识和措施不到位，垃圾终端处理设施建设选址难、邻避问题多发也是重要的原因。特别是在很多人对垃圾焚烧存在疑义的情况下，极大制约了设施按规划落地或运行。
一些委员在调研后认为，在目前垃圾量大，土地、水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使用填埋这种手段已不能满足需要。然而，既可促使垃圾减量又可产生电、热的垃圾焚烧，并不容易被公众所接受。
“在一些城市，政府刚说要建垃圾焚烧厂，便有市民群起反对，主要是公众对焚烧垃圾产生二恶英的担心。”说起这个现象，陶夏新委员颇觉遗憾。
此前，陶夏新所在的黑龙江省政协曾组织专项调研，赴北欧国家和我国苏州、上海了解垃圾焚烧情况。陶夏新介绍，丹麦的哥本哈根城区就建有许多垃圾焚烧厂，有的离居民区很近，由于采取了有力措施，对环境没有造成明显不利的影响。在陶夏新看来，控制二恶英污染已不是技术难题。
不过，对垃圾焚烧的担心也并非空穴来风。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统计局副局长梁伟华在调研中发现，的确有垃圾焚烧厂存在烟气超标排放频繁、飞灰等危险废弃物处置不规范、排放数据信息公开滞后且监管手段落后等问题。
“要将所有生活垃圾焚烧厂列入国家重点监控企业，特别是要对不更新标准、不达标企业依法进行处罚和公开曝光，提高执法的威慑力。”梁伟华指出。
陶夏新提议，为消除公众的疑虑，可以让焚烧厂的管理部门、职工住宅，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办公室、职工住宅建在焚烧厂附近，以提升说服力。
全国政协委员、陕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梁平认为，除了加强科普等宣传，提前科学规划，在城市建设中预留垃圾处理项目空间，从根本上杜绝项目“与民争地”也应该是破解选址难的重要措施。
据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杨兴平了解，目前垃圾焚烧电价补贴的40%以上错补到了非可再生能源。“国家应重新核定电价的补贴标准和方法,逐渐减少或取消对混合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电价补贴。”杨兴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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