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唐三地的协作在三十多年前就开始提出，期间断断续续，原来的国家建委、计委和现在的发改委都参与过推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最后不是不了了之，就是只听雷声响，不见雨下来，这次，估计是要动真格的了在85岁的钮德明看来，京津冀的规划是不折不扣的“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作为北京决策咨询中心原主任，钮德明参与和见证了这座古城半个多世纪来的数次规划，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京津唐三地的协作在三十多年前就开始提出，期间断断续续，原来的国家建委、计委和现在的发改委都参与过推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最后不是不了了之，就是只听雷声响，不见雨下来。与当前区域合作较好的“长三角”“珠三角”相比，钮德明认为京津冀的合作更具优势，“要资源有资源，要政策有政策，要人才有人才，要文化有文化，没充分利用起来，太可惜了”，而其中的原因，更是值得今天反思。一号工程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最早决定开展国土规划工作时，京津冀三地的区域规划就被提了出来。不过，当时的提法并不是“京津冀”，而是“京津唐”。作为传统的北方重镇，唐山的工业一度是与“上(海)青(岛)天(津)”齐名，远超北京。1981年4月、10月，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先后作出加强国土整治工作的决定和指示，并要求当时的国家建委设一个专门机构，具体负责国土整治工作。当时中央书记处的决定说，“建委的任务不能只是管建设项目，而且应该管土地利用，土地开发，综合开发，地区开发，环境整治，大河流开发。要搞立法，搞规划。国土整治是个大问题，很多国家都有专门的部管这件事，我们可不另设部，就在国家建委设一个专门机构，提出任务、方案报国务院审批。总之，要把我们的国土整治好好管起来。”根据书记处的决定，原国家建委随即组建了国土局，专门负责国土规划工作。而京津唐地区的国土规划，就成为国土局成立后抓的第一个试点，被认为是局里的“一号工程”。时任北京市城市规划局综合处副处长的钮德明，也被要求参与这项工作。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1981年底，原国家建委分管国土工作的副主任吕克白先后与北京、天津、河北的领导同志商议，打算以京津唐地区作为全国的国土规划的试点。当时建委的想法是，第一步先搞个规划纲要，第二步再搞规划。在做规划纲要之前，先进行一些课题研究工作，于是在1982年4月召开了一次会，商定了9个研究课题，并要求在一年之内拿出成果，以便编制规划纲要。其中，人口、城市、交通3个课题交给了钮德明，负责协调。为什么当时会选择京津唐地区的国土规划作为试点？吕克白在一次讲话中说，“因为这个地区是我国的核心地区，它的地位和作用在全国十分重要。”彼时，京津两市的工业产值，在全国所有城市中，稳居第二、三位，仅次于上海，而冀东又是当时国家煤、铁资源的重要基地。“再加上京津唐地区在地理位置上是关内、关外的一个咽喉地带，山西和内蒙古的煤炭要运出来，非通过这个地区不可。”吕克白说，“这样一个地区的经济规划，我们应当把它放到首要地位来抓。”当时也有人反对先拿京津唐地区作试点，认为这一地区问题复杂，矛盾尖锐，很难搞。但吕克白的态度坚决，“除非不搞国土规划，如要搞，京津唐是必搞的地区之一”。他还告诫手下的人说：“我们不能撇开这个地区，去搞比较容易的地区。困难是客观存在，今天不做明天做，困难还是存在，也许还更大。”京津唐地区的国土规划研究展开没多久，国务院进行机构改革，国家建委撤销，原属国家建委的国土局、施工管理局等一些部门并入国家计委。国土工作划归国家计委主管，吕克白也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继续分管国土工作。为了推动京津唐地区的国土规划工作，国家计委成立了京津唐国土规划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工作。但遗憾的是，直至吕克白1999年去世，京津唐的国土规划也没有搞出来。京津之争京津唐国土规划中断的直接原因，是1985年国务院要求国土局抓紧编制《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由于人手不够，国土局被迫暂停了搞了两年多的京津唐国土规划试点。不过，据钮德明回忆，在搞这个试点时，京津唐三地协作的阻力非常大。有一次，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向他建议，研究北京的规划，要考虑天津的发展。钮德明认为有道理，但当他向北京市有关领导汇报时，得到的答复却是“我们是北京的官，不好考虑天津的事”。一位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世纪80年代初的京津蓟已经感受到了体制隔阂所带来的束缚。当时天津市只能在蓟县收购鸡蛋，不能到遵化去收购，因为一到遵化去，就有人说侵犯了唐山地区的经济利益。黄骅县出螃蟹，到天津去卖距离最近，可黄骅却属于河北，并不归天津管。198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到天津视察，天津市的官员汇报说，要讲工业的改造，企业的技术改造，有些厂子市里可以统一规划；但是一提到冶金、机械工业的改造，已经不是市里能够统一规划的了，必须相关的几个城市统一考虑。“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天津既无铁、又无煤。”前述知情人说。更严重的是这种按行政区划自成体系的发展模式，使得京津唐三地的竞争远超协作，北京更是利用“首都优势”，在资源配置等多方面享有特权。解放前，北京是一个单纯的消费城市，工农业均落后于河北、天津。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家的影响之下，北京首先对城市性质进行了彻底的改造，把一个工人仅占4%的消费城市改造成为工人占四分之一以上的莫斯科型的大工业城市。此后十年，北京兴办了几千家工业企业，涵盖了钢铁、机械、石油化工、电子、建材、医药、纺织服装、轻工、食品等等工业的几乎所有行业，“文革”前产业工人数量已经达到100多万。20世纪70年代，中央提出各地建立自成体系的工业经济，燕山石化、石景山钢铁厂、东方红炼油厂等大项目接二连三耸立起来，从而使没有铁矿石和石油的北京形成了年产300万吨生铁和30万吨乙烯的能力。这直接导致了与河北、天津同类产业争资源、争能源、争投资、争项目，使本来一些按经济规律和城市功能应投入津冀两地的建设资金和项目，投向了首都。天津一位市长为此曾专门给中央写信，说北京这么发展，对周边产生了强烈的“空吸现象”，天津是大树底下不长草。两个城市的隔阂日渐加深，天津的同事曾向钮德明诉说，以至后来北京不惜花费巨资到河北新建京唐港，也不用当时距离更近且尚未饱和的天津港(7.90,-0.28,-3.42%)。有说法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京津的矛盾归咎于时任两市领导的不和。但钮德明认为，最主要的根源还是各自为政的执政观念。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他接触过京津两地不少官员，“尽管职位很高，但缺乏一盘棋的战略思想，更多的是考虑战术问题，反而是一些研究人员在考虑战略问题。”尽管国土局推动的京津唐区域规划没有搞起来，但前期的研究仍提出了不少即便是现在看来仍具有远见的意见和建议。比如，研究提出京津唐3地应有分工，不能平起平坐，北京要加强首都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在经济上就不宜承担那么多任务，需要津、唐二市分担，秦皇岛、廊坊等市也应分担一些。而这些恰恰也正是三十多年后，造成北京大城市病的症结之一。 正文未完，请点击分页 上一页 1 2 下一页全文显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