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家就在父子俩工作面500米以上的地方。坐“大罐”从地面到地心深处，他耳朵“背住了”，捏着鼻子擤一下就行。“罐”相当于矿上的电梯，但更“傻大黑粗”，“就像大卡车与精致的进口小汽车之间的差别”。
刘龙村边上的泥河早前只是一条大沟，连着淮河，后来“越陷越深，塌成这么大”。马赵匡身后的水面有4000亩，波光闪闪，他在岸上搬运组件、拼接，然后拖入深达7米的水中央。
还住在这里的时候，一下大雨，马家门前就要筑个坝，往外舀水，他最担心粮食受潮。过往的日子浸泡在记忆里已经不那么清晰了，农家生活又没什么惊奇，他只记得逢年过节男女老少搭戏台，那是一年到头最欢乐的日子，“十多年没有了，现在都搬到搬迁楼了。”
二
也有人不愿意走。
6月的一个中午，李桂泉与老伴在田里摆了两个小板凳，坐在水稻中摘除杂草。
他虽住进了搬迁楼，但仍惦记着这块土地。经过大半生漂泊打工的日子，他最终回到故土，发现家园已沉于水底。在他眼里，他曾打工修建的骄傲的建筑都衰减至暗淡。
“人生活在哪个地方就想念哪个地方的乡土民情。”他熟练地把水稻捆成一捆，扔到一旁，“但国家采煤没办法啊。”
李桂泉对一旁的光伏项目感到满意，“新项目新科技也不错。”
“国家讲要珍惜土地啊。”他正了正头顶遮阳的安全帽，“虽然被淹了，但把泥浆翻上去，搞到两岸，说不定也能耕种。”
汛期到来，他的水稻可能被不远处的塌陷湖淹没，但收成对李桂泉来说好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不浪费土地才是。有地种，他就心满意足。
他回身指着一间似乎马上就要被水吞噬的红砖房，“我家老二就住那里，一直没搬走。”
朱正兰是他的弟媳，刚刚送完孩子上学。与李桂泉死守着土地不同，她“靠水吃水”，在塌陷湖养起了鹅和鸭子。超过1000人的村子，像她这样没有搬走的还剩5家，养着1000多只鸭鹅。她家算少的，生病死了两只后，只剩几十只了。
总工程师肖福勤记得，项目刚开始时，快下班了，经常遇到赶鹅回家的农民，那些鹅排着队，雄赳赳气昂昂，走过去扬起的灰尘比十辆卡车的都多。
朱正兰一家的生计都在鹅背上。她穿着一双黑色的粗跟皮凉鞋，上面有好几块已经干了的泥渍，也有新沾上去的。她抬脚给人看，“一出去一脚泥巴，好看吗！”她也想早日搬走，但新家没钱装修，只有靠种地、养鹅、摸鱼慢慢攒钱。
因为沉降，从前的厨房门框像被压弯了的扁担，现在用来当鹅圈。以前水还没来的时候，他在家里感到“下面放炮开采，房子在动。”
她丈夫也在矿上干过一两年，怕得职业病就离开了。“讲得挺恐怖，石头能把人压成饼。”
出去打工也没有门路，“早前做临时工，经常遇到不给钱的。给就给，不给就去磨。要不到就算你倒霉。”
朱正兰的家凌乱得让人很难还原出它以前的样子，家具都展现着灾难过后七零八落的模样无处不在的裂缝，大衣柜拦腰截出被水泡过的痕迹，破了洞不再修复的窗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淹，修它干啥。”
一面墙上有她女儿6岁时画的画，如今女儿已结婚。另一面墙上有他丈夫写下的“恒心”和“海纳百川”。
如今是“水纳我家”。每一年夏季，朱正兰都要搬走一次。“水上来了，我们就往上面跑呀。”她家的小电视不大，“搬起来就走”。
一下雨就害怕，一夜醒来，锅和鞋子都漂起来了，他赶紧把家当装上三轮车和拖拉机，撤退。
水下去得慢，要个把月时间。朱正兰坐在一袋尿素上发愁，“屋里很少干，水离我们越来越近，离房子越来越近。”
30年前嫁到这个村子里，朱正兰对它谈不上喜欢，“人可能因为穷，就特别自私。有的人把田埂往别家移，占这种便宜。”但这里曾经有垂柳下的小河，有她喜欢的肠道相连的宅子，有长满草的土丘和铁路线。种着果树的村子一直往前延伸，通向各家田地。若干年前村子的居民曾为获得多一寸土地而争吵过，如今那些生产粮食的沃土只能长出水下植物。
“大势所趋，”农妇朱正兰说，“你不能改变事实。”在这一季的汛期来临时，她必须尽快离开。
三
在谢家集区的老鳖塘，蔡瑞豹一家的日子是在岛上过的——如果能称之为岛的话。
老鳖塘是早年挖煤产生的塌陷湖，中间延伸出一条狭长的陆地，这块土地上总共住了4个人，两位看门的大爷和蔡瑞豹两口子。
蔡瑞豹是鱼贩，有这个职业常见的凶气。人如其名，他说父亲曾希望他霸气一些，现如今，“还‘豹’呢，给水里淹着了。”他站在水塘中间说。
他往前后一指，“这边是李一矿，这边是谢二矿，这边是李二矿。”这些矿早已停产，留下老鳖塘。
蔡瑞豹家世代在此生活，“小时候想去矿上挖煤，但年龄不够人家不要，好不容易年龄够了，矿上工作要走关系，农民没钱，又没土地，只能养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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