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罐往下走，有人尖叫，有人搂着别人的腰，老井闭着眼，心想“这辈子就这么完了吗，都怪我不好好学习。”
他此前是建筑工地上的临时工，从脚手架上一跃到地心深处，为了“有个身份，正式工”。他说，“与打工相比，我们属于体制内的，有个身份也好，枷锁也好，退休有保障。”
这种体制内的诱惑在煤炭光景好的时候尤其诱人，工作证是红的，他们被称作“红牌子”，有个工人身份，“挺傲”。采煤工有的也能拿1万多元月薪。
谁也没想到几年光景，又落了潮，“哗一下就下来了，比腰斩还惨，进口煤加上运费都比我们的便宜。”老井现在的工资只有2000多元。
他在井下吃烧饼，嘴里咯吱咯吱都是煤渣子，转着圈吃，最后手抓的那块黑的扔掉。井下有井鼠，舔他沾了油的手指，也有喜欢汗味的蟑螂，躲在矿工的帽子里，矿工戴帽子时感觉脸上痒，一拍是蟑螂皮。
胃也不好，关节也不好。老井说他的膝盖有两座冰山，夏天都是冰凉的。他见过矽肺病晚期生不如死的状态，恨不得自己把肺掏出来，狠狠地砸。
他表示，在机器的轰鸣中反复穿脱工作服，终结每一段冗长的黑夜，再晒一段称不上公平的阳光。整个人都是麻木的，撑不着，饿不死，耗到退休。
老井有一些农民朋友，关心土地的收成，也会问他采煤采到什么地方了，“他们依附这个矿，又仇视这个矿。”
早前农民“靠矿吃矿”，在门口做生意、租房子、卖菜、开饭店，拿个蛇皮口袋跳车扒煤，一整车煤拉到了只剩半车。扒几天的煤就等于一个月工资。
矿工诗人的身份让他看起来像个局外人，有人责备他只写丑的，不写美的，“我也赞成写赞美诗，但不能都是那样的东西。”
淮南市志记载男性人口比重大，男女性别比为115∶100，具有明显的工矿城市特征。有段时间，大量矿工下岗。有些工人死了，坟都要朝着厂子的方向。
城市转型是唯一的出路。“有时候，历史就是无名者用苦难写出来的。”老井说。
他写道“当我一个人第一次在负800米地心深处小坐时，我悄悄地关上了头顶的那盏流萤般微亮的矿灯，在此时我会感到周围的黑暗像无形的坦克那样碾轧过来，举目四望，我还会悲哀地发现我鲜活的身躯和四周许多死寂的物体一样，皆是暗淡无光的。从那时开始我就给自己制定了一生中的最大目标竭尽全力地去创造出一些比我这个臭肉身更明亮、更高贵的东西来，仅此而已！”
五
穿着露脚趾凉鞋的“旧式人物”老井，注意到这座城市的一些新变化。
淮南的楼顶开始安装太阳能组件，荒凉的拆迁小区也堆起了高科技产品，说是光伏扶贫工程。
“华丽转身”，老井谈起变化，“但愿能成功，不能老吃煤。”
曾经挖煤的夏兆在这家新能源公司已经工作一个月了，第一次看到他生产的浮体下水是在手机视频上，“跟我做的一模一样”，“采集阳光的东西放在这上面。”
他生于1980年，对数字敏感，“我应聘之前专门查过什么是光伏发电，在水面上，不占土地，靠太阳能没有污染，发电效果非常理想，能代表未来的能源趋势。”
一位淮南的普通市民对新能源的评价是“咱们没有方向感，跟着国家的政策走，国家提倡新能源，屋顶上就都是组件。”
煤炭大省的一位官员曾说，煤炭形势好的时候，财政的钱80％都投到煤炭上去了。老板们不想干别的，挖煤日进斗金，拿麻袋装钱，没必要转型。暴利的煤炭像磁石一般吸引着人力和资源，对其他行业产生了排斥。
夏兆挖过4年零7个月的煤，“下井有饭吃，不下井没饭吃。”
高中毕业时，夏兆是尖子生，区里作文比赛第二名，物理竞赛拿奖。摆在19岁的他面前有3条路外出打工，继续读书，在矿上做活。
现代的城市年轻人已经很难理解他当初因何选择了第一条。“那个时候流行打工，十个有九个都说，打工多么幸福。”
他后悔地摇着头，叹着气，“我现在每天苦劝女儿要好好读书，千万不要像爸爸一样。”
带着一包茶叶蛋、一双皮鞋、两包茶叶和身上的22元钱，青年夏兆跳上了南下的火车。“当时大家都往北上广跑，我就去杭州吧。”结果在火车上睡过了站，下车时一脸茫然，看到“温州电信”的招牌才知道自己来到了温州。
他跟电话亭的大爷打听哪里要人，大爷说要去工业区，他花了1元坐车，下车直奔公交站最近的厂子。
那是一个仪表厂，生产指针表。门卫刚要把他打发走，一旁的安徽老乡听出了他的口音，说“你再等等，刚才有个人辞职不干了”。
他就这样随机地开启了打工生涯，老婆也是在厂里认识的。再后来数字表取代指针表，厂子停产了。去年父亲过世，夏兆开始感叹“还是家好”。他在朋友圈分享英文歌《昨日重现》（yesterdayoncemore）。他与当初选择读书的人，早已断了联系，“不是一个档次的人了”。
在燥热又嘈杂的生产车间，夏兆戴着袖套和手套，工装让他泯没于众人，“我这辈子没给国家拖后腿，也没给社会作过贡献。”
“你一个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无非是卖劳动力，做点小生意，炒股也不会呀。”如今，他最大的目标是让家人安居乐业，不要为明天的生活思考，“留给我一个人思考就可以了。”
“可能这里的人都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在企业里工作，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职员。他们要么在矿上，要么在电厂，没有其他的路，等他真正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夏兆的上司、总工程师肖福勤说。
他毕业6年，已升至副总。还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时，肖福勤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日本漂浮电站的报道，翻译过来只有100字，眼前这个体量巨大的项目最初就源于这篇100字的报道。
后来他用半年时间研究漂浮电站，直接给集团领导发建议，一次次说服对方，最终如愿。有一天淮南刮大风，肖福勤一晚没睡。“最怕刮风下雨，锚固不结实。”他每两个小时就给项目组值班同事打个电话问现场情况，所幸最终没事，“第二天一看，树枝折断，农民养鸭扎的网都飞了。”
站在新能源的巨轮上，肖福勤仍然惴惴不安。“说白了我们是工程师，不是科学家，人家做好了，你拿来用。”中国的光伏行业听上去很牛，装机规模世界第一，但行业内一直有种未经证实的说法当我们在研究光伏组件，花大量的钱去欧洲买设备时，对方也许已经研究出更好的替代光伏组件的东西，没推出来的原因，可能仅仅是把设备库存消耗掉而已。
“如果真是这样，相当于我们这一代白做了，地震式的影响，那将来我们就真的失业了。”
肖福勤穿着牛仔裤和衬衫，背双肩包，名校毕业，开着好车，但仍然缺乏安全感。“这么多年的工作感悟，人必须要学会改变、适应，说不定哪天就被淘汰了。”“你不知道哪个聪明人在哪一天想出一个更好的替代方案。”
淮南用短暂的历史展示了“替代”的含义，似乎没什么是永恒的。
老井却相信煤层、石缝间有老灵魂，无色、无味、无情。
他说瓦斯是远古动植物的魂灵，是煤的自我保护，防止人类过度的开采。“谁敢说，哪一块煤中，不含有几声旷古的蛙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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